孤灯斜影

□ 王丹枫

黄昏，夕阳像个醉鬼，红着脸倒向西天。碎影斑驳，坠在脏乱的胡同深处，一缕深幽的斜阳落在“中华老字号”五个字上。酱红色铁门紧闭，有人踩着自行车打门前闪过，揿铃，撒下一串“丁零”脆响，门里迅疾传来几声狗吠。要不是门脸的发旧广告牌，很难留意到这里曾是老北京人耳熟能详的北京美术红灯厂。

敲了几下门，一个五十岁上下的汉子径直带我进了工作间，他就是郭师傅，北京宫灯传承人。二十多平方米的工作间被几张工作台占去了大半，一台刨床搭着布帘挤在角落里，看上去很久没用了。门口的立式电风扇，不时发出“吱吱”颤音。原本雪白的墙皮也发黄了，水泥地面上覆满了渍痕。

时间快得瘆人，一个趔趄，郭师傅就栽倒进知天命的年轮里。十八岁高中毕业那年开始学做宫灯，现已入行三十五年。头都秃了，成老家伙了，“人啊，拗得过命运，拗不住时间。”

现实有点儿残酷，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接到宫灯活儿了。很多时候，他无事可干。一大把年纪了，另寻出路，也不大可能，他只会这门手艺。

虽然一直挣着微薄的工资，但他没后悔过。祖上就是干这个的，说白了就是“小器作”，那会儿穷，都是在家做梳妆台、梳妆盒等小木活儿，做好后拿到红桥木器盛胡同里的小市集卖。子承父业，父亲是干这行的，推到他爷爷那一代，也是干这行的。书没念好，没考上大学，能进父亲干活的红灯厂学做宫灯，是当时最好的出路。

他1980年入行那会儿，是厂子最红火的时候，做宫灯木活的师傅有五十来号人。那时，宫灯主要以出口为主，每月交给外贸公司那么多活儿，能否卖出去跟厂子没关系。20世纪90年代后，外贸公司不再卖宫灯了。这就意味着，红灯厂得自食其力。先前，背靠大树好乘凉，一下子，大树被移走了，靠自己营生很吃力。厂子自此衰落，再也没好过。现在，做宫灯的师傅仅剩3人，最小的就是他了，53岁。没有年轻人肯来，老家伙们都等着熬到退休就回家养老。

“咱这人，比较传统，父辈都是干这个的，我就想吧，老老实实干这行得了，别的咱也干不了。”他呷了一口茶，若有所思地怔在那里，像一尊雕塑，皱纹无所不在地侵犯着他的倦容，“活着真不容易！跟我一年进厂的十多个人，大多跑出租去了，有时候老伙计们会绕远路来这里唠唠，都是一脸的风霜，都在熬！”

熬着熬着，也就过了。年轻那会儿，他干得可起劲了，进厂学了一年多，木活都会干。这得益于耳濡目染。少时，常看见父亲晚上在家做木活，那会儿在单位干不完的，可以回家干，有时候他也跟着学。晕黄的灯光下，父子俩各拿一把刻刀，在木料上凿凿刻刻，夜深了，出奇得静……

好时光总教人怀念。2004年红灯厂改为股份制后，迄今最大的一笔宫灯订单来自于什刹海的恭王府，100多盏。那还是赶上恭王府修缮。而这样的机会也难得一遇。因为宫灯一挂就是几十年乃至上百年，全是榫卯结构，很难坏。

宫灯的造价远远高于灯笼，非寻常人家所能消费。全是木质结构，用料讲究，红木和紫檀为上选，梨、枣次之，桦木、栬木等硬杂木为三等。

行当里有句老话叫“三分手艺，七分家伙”。手艺高超的宫灯技师，都使用自己制作的工具，雕刻镂花时要用到锼弓子，以铁丝磨其空隙，这个家伙得自己捯饬。现在虽然有了更为先进的曲线锯，但是弯儿活出来的很毛糙，雕刻这一环还是要手工才有味道。机械化虽然提升了速度与产量，但却不能复制手艺人的灵气。那种神韵，非手工出不来。

“大靠架子小靠扇，钉灯当然也关键，龙头龙脚要活现，镂空花牙牢固有神态，灯画雅气远近都能看得见。”这句顺口溜是北京宫灯制作的要诀，郭师傅说从架子、开料、开榫、拓样、锼活、溜活到雕刻、攒架子、粘牙子、磨活等，少不了还要堵腻子、上色、抛光打蜡、手绘玻璃片儿、手编灯穗，再制作圆光、卡子、灯勾，最后钉灯组装、包装……制作一盏宫灯需要上百道工序。入行35年，制作宫灯的“木活”和“花活”，郭师傅早已驾轻就熟，以前绘玻璃片儿还得在纸上画草图，现在不用勾图了，都在脑子里装着，很多工序合着眼都能干。

2008年6月，北京宫灯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他高兴了好一阵子，可是火焰的光芒会渐渐暗淡下来，一年里三盏宫灯都卖不出去。

“有几个年轻人认识这玩意儿？国家现在叫它‘非遗’了，为什么叫‘非遗’？肯定是没人要，认知度低啊！”他满脸的无奈，“纯市场化，准得灭亡。”

屋外的斜阳，转瞬消隐在天际。送我到胡同口，几户人家门前的大红灯笼亮了，“再干个六七年，我也退了，那一天，我会送自己一个礼物——六方宫灯，图样我都想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