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两会聚焦妇儿热点问题

北京 积极应对孕产期医疗供需矛盾

□ 中国妇女报记者 金勇

北京两会开幕后，如何应对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后迎来的生育高峰成了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北京市卫计委提供的数字表明，截止到去年12月底，北京市单独二孩申请数和办证数已经达到了61810例和56346例，全市产科床位平均使用率目前已达到了91.7%，三级医院床位使用率已处于超负荷水平。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北京市委员会提交的《关于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北京市医疗供需矛盾突出的应对建议》认为，面对公立医院产科床位不足、产科人力不足等问题，政府应从采取应急保障措施和制定长期保障政策两个方面积极应对和解决新政策下孕产期医疗供需之间的矛盾。应急措施包括强化属地管理、统筹辖区各类卫生资源，启动监测预警机制、引导群众合理选择分娩机构等。制定长期保障政策包括加强北京市产、儿科规划建设，制定、落实相关政策，促进产、儿科人才梯队建设等措施。

常红岩委员是今年刚开始履职的政协委员，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之后，作为北京市妇联副主席，她更关注女性职业受到的影响。常红岩认为，全面放开二孩后，“生”还是“不生”、“要升职”还是“要生孩”的抉择成为摆在符合条件的夫妇，尤其是女性面前的艰难抉择。她建议，市人力社保局应加强对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妇女权益的保障工作。在就业权益方面，通过加大对企业招工、女职工怀孕、男职工休产假等环节的劳动保障监察力度，切实保障育龄妇女在就业等方面享受平等权利。在生育保障方面，应加紧调整本市职工生育保险相关政策，特别是针对二孩政策放开后，高龄孕产妇在产前检查和生产时存在的客观需求，增加一些必要的产前诊疗项目和药品目录等，提高妊娠至分娩前的产前检查费的支付标准。此外，还要改进生育保险的报销模式，优化报销环节，尽可能地实现实时报销，减轻生育家庭经济压力。

多渠道开拓学前教育师资资源是委员们热议的另一个话题。面对目前依然紧张的幼儿园入园难问题，从事学前教育工作的朱敏委员告诉中国妇女报记者：“未来三年，北京将新增学位15万。如果一个班按30人算，将增加5000个班。如果每个班配备2名教师，则需要增加1万名教师。目前北京正规院校能提供的学前教育毕业生是1500名，这离10000名教师的目标有很大差距。”对此，她建议，第一，要多渠道开拓师资资源。第二，退休的小学教师和学前教师可以转岗，以此来提供教师不足的问题。第三，师范类学校的非学前教育专业可以通过培训直接上岗。第四，吸引外地教师和外地学校培养的教师来北京教学。“当然，这些都需要政府提供各种条件，包括对于外地教师资格认证、职称评定、解决个人生活问题等来吸引外地教师，稳定目前教师。”朱敏委员说。

云南 尽快制定《反家暴法实施细则》

□ 中国妇女报记者 周玉林

“2014年云南省信访系统统计的2653件人身权益类案件中，家庭暴力案件达到97.59%，截至2015年11月，云南省第一女子监狱在押家庭暴力型女犯117人。”1月24日，云南省政协委员郑露对中国妇女报记者说，但在家庭暴力受害人中，平均遭受家庭暴力仅有24.3次向外界求助，家庭暴力既是一个隐蔽的暴力问题，又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云南省一直以来的家庭暴力防治与干预实践工作中，缺乏一个针对家暴问题的多部门有机结合联动的机制和平台。”郑露认为，这种机制和平台的缺失容易导致家庭暴力问题的解决出现断层，无法看到问题成因和问题解决方法之间内在的关联性，更难为受暴妇女和家庭提供一个专业的连续的和综合性的服务。

经过走访相关机构、社会组织和家暴受害者，郑露等委员认为目前反家暴存在5大突出问题：一是家暴受害人向居/村委会、派出所、妇联等求助，但相关部门没有形成联动机制；二是相关职能部门家庭暴力案件受理的工作人员因个人素质对家暴的认识层次不一；三是依托现有救助站对家暴受害人进行庇护时，出现隐蔽性不足，缺少专业的服务配套；四是在对于因家暴致伤、致残的受害人也缺乏专项的救助金；五是因为不是每一个出现家庭暴力的家庭都要解除婚姻关系，缺乏对施暴者的强制性的疏导和矫治。

出现上述5大问题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郑露分析认为，首先，缺乏一个职能部门牵头形成的多部门合作防治家庭暴力的机制；其次是相关工作人员缺乏职业培训；第三，在家暴受害人救助中对家暴的特殊性、危害性、紧迫性认识不足。

“3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就将正式施行。这是国家首次制定反家庭暴力的专门法律，是反家暴法制化进程的重大进步。”郑露的语气略显沉重。

为了更好地促进法律的落实，让法律真正有效保障家暴受害人的权益，有效解决目前家暴防治与干预中的困境和难题，郑露联合多名委员提交了《关于尽快制定云南省〈反家暴法实施细则〉，明确各职能部门职责，将家暴防治与干预工作费用列入专项财政预算的建议》。

她建议，在《反家暴法实施细则》中要明确由县级以上政法委牵头，联合人大法工委、公检法司以及民政，这10个职能部门组成家庭暴力防治与干预的协同网络，设立专门的办公室及工作经费，并明确规定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

她还建议，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让民间社会组织或专业社工人才参与家暴防治与干预工作，提供经费支持民间社会服务机构建立民间庇护所，成立专项家暴受害人救助金。

采访结束，郑露意味深长地对中国妇女报记者说：“这不只是我们几个委员的提案，这是广大群众和社会组织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