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安苏
又进冬腊月了,有一“儿歌”从猎猎寒风中飘荡过来。“寒冬腊月北风吼,冻死麻雀与黄狗。年关接近人人盼,杀个肥猪过大年。”
这是我小时候冬天老家孩子们喜欢说的。寒风怒吼,很冷,为何冻死麻雀与黄狗?我一直不解,也没人能说得明白。俗语有的就是这么无厘头。儿歌后面的话倒是关键,孩子们盼年,期盼着杀头肥猪解解馋。在那个一年吃不了几顿肉的年代,杀猪,是最具诱惑力的。
杀猪过年,是农村风俗。从我记事起,每年寒冬腊月我家都会杀头猪。猪大猪小,是一回事,反正是要杀的。记忆中,最小的,也就大几十斤;最大的,能达两百多斤。有些人家杀不起猪,就两三家合伙杀一头过年,但我家从来没。用母亲的话说,麻雀虽小,五脏是俱全的。有了“五脏俱全”,母亲在春节就不会缩手缩脚,无法做菜招待人了。
母亲会把猪的各个“部件”恰到好处地应用起来,两块肋排骨,腌一块风一块。风干的一块,过年烧排骨豆子;腌的一块,留来年春天煮菜饭,饭很香;大肠、猪板油都腌起来,板油、大肠因内含丰富的“油”,留春天做菜用。在青黄不接的春天,没油做菜,割一节大肠,或割一小块板油,放在烧热的锅里炼炼,把油炼出来炒菜;小肠、猪肝、猪肚、口条、耳朵、猪尾巴都要腌制起来。亲朋来拜年了,这些“部件”就派上用场,或炒或做冷盘,桌上就有下酒菜了。我的表兄表姐、堂兄堂姐,都知道母亲擅做菜,尽管那时物质不丰富,但春节的桌上,还是很丰盛的。每年春节正月初二他们必来我家,喝酒划拳,不热闹个够都不罢休。
腌肉是大头,家里有个大水缸。那时我个头还矮,缸与我差不多高,想看里面的肉,都要手扒着缸口沿踮起脚或搬张小凳子方可。肉一层一层抹上盐,叠放在缸里,盖上盖子,防止猫狗鼠类偷食。至于需要腌制多少天,我已记不清,是根据肉的厚薄来定的。肉腌到一定工夫,要入卤(把腌好的咸肉放在热水锅里滚几滚,再拎出来放到太阳下晒)。入卤的目的,一是肉易晒干,好保存(年后,把腊肉切成段放在梅干菜里,能吃到农历六七月);二是让咸肉看上去更好看;三可以去肉腥味,入过卤的肉晒干了吃着更香。
入卤通常四五次即可,也可以根据肉的颜色以及晒干的程度来定,当然多一次少一次并无大碍。入卤晒干之后,精肉呈暗红色,肥膘是乳白色,肉皮待到来年春天蒸熟了,有透明感。天越冷对做腊肉越有帮助。腊肉挂在家里墙上,想吃了就割一块。或蒸,或烧,或炒,随便。我最喜欢春天蒸肉吃,腊肉切得薄薄的,放在锅里稍稍炒一炒,加些青蒜,上饭锅头一蒸,肉特香,那味道真是一绝,蒸出来的肉油拌饭,饭粒晶莹闪亮,特好吃,刚吃到嘴里就滑到肚里了,呵。
谈到腊肉,得提一提我与外地腊肉的糗事。徽州火腿腊肉,初次见,是1990年,看到人家挂在屋檐下晒,上面长一层霉衣,还滴着油。我以为肉坏了,因为在我老家是绝无此事的。朋友告诉我,这肉没坏,就该这样。后来在餐桌上见到炒火腿肉,肉上有霉衣,朋友视而不见,直朝口中送,而我是心生胆怯,龇着牙把霉衣咬掉才敢下咽;2002年秋,在贵阳餐桌上见到熏烤的腊肉,肉上有烤焦的,我见了也是不敢吃,还是龇着牙把焦的部分咬扔了。饭后朋友说,肉上那些煳的部分能吃,是烟熏火烤制成的。现在想来都觉得好笑。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孕育一方饮食文化。我不识它们,是我的孤陋寡闻。现今大超市里琳琅满目的腊肉,那颜色看上去跟我老家的腊肉差别太大,或许是个人味蕾习惯的缘故,我真没有想买的冲动。说实在的,我很惊讶于我的味蕾的“固执不化”。
自从我母亲离开农村到乡镇上居住,过年前就再也没杀过猪了,只是到镇上菜场买个五六十斤的肉腌腌。这是个物质极其丰富的时代,每个季节都有丰富多采的时令菜蔬,乃至反季节性的蔬菜卖,牛肉、羊肉、猪肉、鸡鸭、鱼虾等肉产品满眼都是。随时需要,随时可买。
在这风寒肉香的季节里,“唱儿歌”盼着过年的日子过去了,人们不再盯着杀年猪了,生活的日子越发暖和了。
关于腌猪肉,国外还有个有趣的故事。在英国爱塞克斯一个小城顿冒,任何一对夫妻来到这个地方,如果肯跪在教堂门口的两块石头上,发誓说结婚后整整12个月之内从未吵过一次架,从未起过后悔不该结婚之心,就可以获得一大块腌熏猪肋肉。这奖赏最初是1111年一位贵妇纠噶(Juga)所设。后一度中断,1244年又有人将此恢复,直到十九世纪末还没废除。
这个温暖故事是我从梁实秋先生《腌猪肉》文中得知的。
这位贵妇的“奖品”不算丰厚,我以为“意义”很大。她的所为该算是一种意在促进家庭和睦的公益了。为她的美丽愿望和新颖创举,我给她点个大大的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