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侯荻与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战友景路(中)、丁炬(左)合影。
侯荻近照。
□ 姚瑶 □ 本报记者 宋利彩
“新的女性生活在战斗之中,新的女性成长在战斗之中。”这首《新女性歌》是全国妇联原政策研究室主任侯荻学生时代最喜欢的歌,至今记忆犹新,对她的影响很大。
侯荻是河南长垣人,1924年出生在山西临汾,6岁时她进入山西临汾省立第六女子师范学习,从小学一年级读到初级师范二年级。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人不到半年时间就侵占了大半个中国,很快占领了山西太原,直下临汾。1938年1月,侯荻和大哥侯智及同学张爱珍三人,经山西临汾牺盟会的特派员李从文介绍,投奔革命队伍,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出来的时候14岁,是让日本人打出来的。”侯荻清楚地记得,他们头一天走,第二天临汾就被日本人占领了。
当时,三人步行了好几天,到达二战区随营四分校参加短期培训。随营学校设在乡宁县城外一座大庙里,学员大都是从全国各地来的流亡学生和青年,讲课的内容是侯荻在学校里从来没听过的。
“讲的全是进步的理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王石唯的《新哲学体系讲话》、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收获不小,打开了眼界,增长了知识。”侯荻说。
学习两个月后,侯荻被分配到山西青年抗敌决死四纵队十总队政治部领导下的民运工作队工作,14岁的她是年纪最小的女兵。四五十个工作队队员都勤奋好学、积极向上,大家下乡宣传、组织自卫队、儿童团到外演出,特别是每次去部队和农村演出后,台上台下高呼“打倒日本强盗,还我大好河山”口号,场面激动人心。
1940年,侯荻被调到晋西北根据地,在青救会领导下的青年干部学校工作,担任女生队指导员,当时的教育科长是方正之,1942年二人结为百年之好。从那时起到1942年冬,近两年的时间里,日本鬼子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六次大扫荡。
“我当时不到17岁,挨饿是最难熬的记忆,每人每天只吃七两被日本鬼子烧过的黑豆,整整吃了近两年。”侯荻说。
因为要躲避敌机轰炸,又要到外地背粮食、背炭,课上得断断续续,有时候一节课讲七八次才能讲完。“尽管如此,师生团结一致、出主意想办法,克服种种困难,顽强地坚持学习、坚持工作,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侯荻回忆说,青干校的师生之所以能在那种条件下坚持学习和工作,最根本的原因是,越艰苦越加深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越能考验每个人的决心和意志。
侯荻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妇联宣传部副部长,中国妇女杂志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全国妇联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务。一生勤奋好学、笔耕不辍的她在离休后仍然坚持创作,直到近两年因患眼底黄斑病变视力下降,才不得不停笔。她在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中,将勤奋好学、自立自强的家风代代相传,培养出一代代的栋梁之材,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就是她的二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