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文振：为实现两性平等与和谐尽男性责任

■ 口述人：福建江夏学院副院长、教授 叶文振

■ 访谈、整理人：本报记者 刘霞

关键记忆

作为福建代表团的唯一男性代表，我很荣幸地参加了2005年在北京举行的 “95+10” 庆祝大会。其实每一次像这样的会议，大概男性都占不到5%，而且每年参会的人都在变化，很少有男性像我一样坚持。我一直主张性别和谐论，就是在承认两性生理差异和互补的合理化前提下，恢复男女两性平权、分享以及自由与全面发展的和谐关系。只有强调性别观念，才能把男性也纳入研究视角；只有在男性和女性比较的情况下，才能知道不平等在哪里；也只有把男性学者纳入研究中，才能不是自说自话，而是大家一起共同探讨。

坚持性别研究的三个动力

作为福建代表团的唯一男性代表，我很荣幸地参加了2005年在北京举行的 “95+10” 庆祝大会。之所以被推荐参会，主要是我之前受到母亲及家庭生活的影响，研究的课题大部分涉及婚姻家庭，与妇女问题研究自然而然就衔接上了，后来从1996年正式步入性别研究领域，名声慢慢有了，也出了一些成果，有一定的社会影响。我印象中，当时参会的男性不多。其实每一次像这样的会议，大概男性都占不到5%，而且每年参会的人都在变化，很少有男性像我一样坚持。现在回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动力。

持续、深入的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动力。因为你越往里面研究，你越能感觉到性别差异的存在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尽管我们一直在强调要推动社会性别平等，但社会依然存在很严重的性别歧视，也使我产生了一种使命感。

其次，在研究过程中研究成果的转换给社会带来的正效应，也让我觉得（研究）很有必要。比如说做一些讲座、接受一些采访，或者看到研究成果转换为一些决策参考的依据，都激励着我。我经常去做一些关于社会性别意识的培训，包括女性怎么去追求幸福的探讨，课间休息的时候总有很多女性跟我交流，甚至发短信或者发微信感谢。看到这些女性受到启发、激励，甚至看到她们将要追求发展的喜悦与满足，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动力。

第三，因为研究女性问题，跟更多女性有了交流、互动，在这个过程中，我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女性的伟大，女性无私的奉献，甚至好多女性在智力、学业、事业、科技发展方面，实际上不输于男性，如果给予她们更好的发展环境及社会支持，她们能发挥更大的能量。还有我的母亲、女儿，她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善良、温暖、母爱、献身精神也都感动着我。这样的一个公共与私人空间的性别互动，都给我带来继续研究的动力。

让公共决策者听到更多女性的声音

我研究追求的目标，就是让公共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听到更多女性的声音。这里有几个层次，首先要让公共决策听到女性的声音，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目标。然后公共政策出台之前，妇联应该站在社会性别的视角对所有政策、决策进行把关。第三个，是女性在决策层中的比例要增大。通过这三个层次，才能把女性的声音带到决策中来，可以避免没有性别视角造成的公共政策的缺失。最后一个是最高层次的，就是形成一个具有社会性别文化意识的决策层与决策程序。为此，我不仅仅只是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成果，还希望各种科研产出能够转化为对公共政策的服务与支持，使得我们长期以来缺乏社会性别意识的决策文化能得到改变。

为什么要让公共决策听到女性的声音？一是在社会经济转型中，女性付出代价最大，所以她们需要更多公共政策的关注。比如国企改革下岗女工、流动女性、留守儿童与妇女，比如精英女性，不管是追求高学历还是高成就，她们遭遇的压力也是巨大的。像女博士找不到对象，所付出的情感代价；像政界的女性、科技行业的女性，所面临的家庭与工作的矛盾等等，应该把在现实生活中付出代价的女性的声音，带到公共政策决策中来，帮助她们更好的发展。

二是在于公共政策的本身，不论是决策者的女性比例，还是决策方式与程序，长期以来缺乏社会性别意识，它已经形成一种决策的习惯，变成一种路径依赖了。我一直都在努力让研究纳入决策过程。第一种做法是通过参与政府各种相关课题研究，直接介入；第二种做法是通过各种研讨会传播我们的研究成果；第三个做法就是全身心为妇联的工作服务，通过妇联来产生对决策的影响。在这几方面中，我特别想提一下我们2013年与福建省妇联联合承担的、福建省委领导亲自批示的福建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公共政策研究》，我们不仅对福建省改革开放以来出台的所有公共政策的条款进行逐一研读，探讨其是否推动或不利于女性发展，我们还对这个政策是谁出台的、有没有妇联介入、撰写政策组成人员的性别结构，一直到这些政策出台的过程甚至公共决策所关注的政策对象一一作了分析，结果发现，很多统计指标都说明我们的公共决策普遍缺乏社会性别视角。最后我们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做的这些研究不能在决策方面发挥作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决策过程的变化、决策条款上的变化、决策实施上的变化，那我们的研究就只是一个孤芳自赏、自得其乐的过程。

以性别和谐论作为性别主义研究视角

比起女性主义，我更喜欢提性别主义。不论是“女性主义”还是“男性主义”都可能把性别意识引向极端化，它们会加重两性的对立，不利于性别之间的握手言欢，从失衡的性别关系走向和谐的性别互动和合作。社会性别这个概念的提出挺好的，强调性别并不是由生理性别决定的，而是一个被塑造的过程，是文化制度造成的。既然是文化制度造成的，它就可以改变。所以社会性别的意识及视角的分析，让我们看到可以改变的希望。但是，如果我们把改变当成仅仅是单性别化的，更侧重于只改变女性的生存发展状态，最后就变成单性别的视角了，变成只关注女性的问题，最后也变成只有女性在关注，这样做的结果就会重复男性单性别中心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我不希望看到社会重蹈覆辙。

所以，我希望能够用性别观念与研究替代单性别的研究，坚持男性女性的发展问题都要关注，而且两性一起来关注！甚至在关注平等的同时，思考如何建立一个和谐的两性关系。我一直主张性别和谐论，就是在承认两性生理差异和互补的合理化前提下，恢复男女两性平权、分享以及自由与全面发展的和谐关系。只有强调性别和谐观念，才能把男性也纳入研究视角；只有在男性和女性比较的情况下，才能知道不平等在哪里；也只有把男性学者纳入研究中，才能不是自说自话，而是大家一起共同探讨。这是我提出的性别主义研究视角。

到现在，我还是坚持性别和谐论，特别赞同用性别研究代替妇女研究，但是我也强调因为现实发展中，女性受到的歧视及不平等确实更严峻，把更多的研究投放在妇女身上是应该的，二者并不矛盾。从性别歧视到性别平等，再到性别和谐，这是两性关系的发展规律，更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基础，我会继续坚持下去，为最终实现两性的平等与和谐发展尽到一个现代男性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