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卫：关注性别与媒介，在思考与行动中不断超越

关键记忆

1995年以后，我开始做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同时开始了大众媒介的传播倡导培训。我不光给记者做培训，也给一些社会组织做传播倡导的培训。我大概从2000年就开始做弱势群体的传播倡导培训，其中，2007年到现在就做了60~70场，主题包括儿童权利、反对暴力、反对人口拐卖、促进残障人就业权利等。回顾20年，我最想说，这真的是一个不断超越的过程——超越性别研究，甚至超越研究本身。

■ 口述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 播研究所研究员 卜卫

■ 访谈、整理人：本报记者 刘霞

卷入性别研究领域：从拒绝到打开视野

我是在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偶然被卷入性别研究领域的，但回忆起以前的经历，又觉得我根本就别无选择。原因很简单，我迫切地需要解释作为一个女性在这样的社会中所经历的一切，我想生活得更加自然和自由。

其实一开始，我极不愿意参加世界妇女大会。1994年至1995年，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和中国记协共同承担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研究项目：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的现状与地位研究。我是课题组成员。课题组决定指派我去参加世界妇女大会的“媒介论坛”。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拒绝。我不认同自己是个“妇女”，我以为世界妇女大会就是世界妇联大会。1995年年初，我不情愿地参加了论坛推进者培训。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培训让我很触动，并第一次让我从性别角度来考虑生活中的问题。对我来说，它不只是一种看问题的角度，而是另外一种人生。它同我心底深处的东西是相通的。只不过多少年来，我不愿考虑这些问题，也很难想清楚这些问题。好了，现在我等于参加了一个来自世界各地的由3万多人组成的公共论坛，我们一起来探讨有关性别的问题。我惊讶地发现，不仅同中国妇女，也同世界妇女，我们有如此相同的经历和如此相同的看法。我人生经历中的因为性别而遭遇的各种排斥、轻慢或歧视，似乎都有了解释，这打开了我的视野。

媒介研究20年的三个超越

1995年以后，我开始做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以此为出发点，我也介入了消除针对妇女的暴力、女童发展、反对人口拐卖、流动与性别、性别与健康等研究。从来没有一种研究能与自己的生活如此密切相连。性别研究不是没有自身的局限，但这种研究至少能给我一种选择或拒绝的力量，也是一种不断发现和保持自己的力量。

回顾20年，我最想说，这真的是一个不断超越的过程——超越性别研究，甚至超越研究本身。了解性别，是从女男生理特征和社会文化建构的社会性别开始的，但很快就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打破了这种僵硬的二分法。性别，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议题，而是深深植根于当地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传统和制度之中，与阶级、种族、区域不平等紧密交错，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其实难以从事独立的性别平等运动；相反，在讨论性别问题时，要采用批判的视角提问，诸如：现在是哪个阶层的性别议题掩盖了其他阶层的性别议题。

在我们所从事的媒介与性别研究领域，一直是根植于西方社会权力架构中的传播效果理论占据了主流地位。性别研究基本上是在传播者研究、媒介内容研究以及受众研究等因素上加上了女性/性别。20年来学界一直在探讨，有没有一种女性与媒介研究能够打破这种架构，使现实生活中的弱势群体，如农民、流动工人能够成为传播的主体，而不是等待被建构的“他者”。

第一个超越，是关于性别研究的。在我们大量的田野调查中不难发现，与女性相对于男性处于一种缺少权力和资源的状态一样，所有弱势群体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20年来与之一起工作的弱势群体主要是：流动人口（移民劳工）、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农村妇女、被拐卖的妇女儿童、遭受暴力的妇女儿童等。我深深感到，他们的经验经历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性别研究促使我打破原来设定的各种界限，不仅看到性别与跨性别，也看到所有被边缘化的人群面临的社会不平等，所以，必须要超越性别研究，其结果就是，我现在的研究领域被定义为“中国特色的传播与社会发展”，性别研究嵌入其中，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二个超越是关于行动的。多年来，在讲课时面对“你是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的提问时，我总是自作主张地将女权主义者定义为：看到了不平等；认为这种不平等不是自然的，而是应该改变的；愿意为改变投入行动。如果这样定义，我承认我是女权主义者，并为此感到自豪。这不仅关系到知识生产，即知识来自哪个群体；也关系到知识的使用，即所生产的知识为谁所用。如果没有行动，我们无法判定所生产的知识是否能够用于社会改变，也无法在运用中进一步改善知识。更重要的是，我们无法使研究具有赋权的作用以真正改变社会。

第三个超越是关于自我反省的。做性别研究一定会反省自己作为一种性别（被建构的）的人生或是性别化的人生，而不可能仅仅是“客观地”研究别人。超越所谓的“研究”，我学习了在反省中打破各种精神枷锁，让自己从各种依附中独立出来，获得一种自主性，并由此生活得更加自然、自由和自信。就社会生活而言，我要在一个并不平等的社会里学会尊重每一个生命，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白人还是黑人。这并不容易。特里萨修女的“让每一个穷人有尊严地死去”深深地触动了我，让我也深知平等首先需要批判和抵抗。

弱势群体的参与式传播很重要

1995年之后，我就开始了大众媒介的传播倡导培训。我相信媒介对改变传统意识形态会发挥很大作用，就像以前媒体报道家庭暴力时都会说“殴妻”或者“打老婆”，因为妻子和老婆都是私人领域的东西，是家庭隐私。在对媒体进行传播倡导后，媒体使用了“家庭暴力”这个词，那暴力就是公领域的事情。这些话语的改变就可以改变公众对它的看法。在大众媒介运动中，很多提法已经改变了。比如2000年“北京+5”女童论坛的时候，我们就提出来资助女童上学的口号“今天的女童，明天的母亲”是不对的，因为把女童限制在家庭领域，没有社会角色了。女童上学不是为了做一个好母亲，而是做一个独立的人。在2003年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启动的“关爱女孩”行动中，口号就改为了“今天的女童，明天的建设者”。

在做大众媒介传播培训的同时，我们也做了大量田野调查，发现不光是大众媒介，一些乡土的传统媒介比如戏剧、文艺的活动都能发挥很好的作用，因为当弱势群体成为传播主体时，他们就有了力量。所以我不光给记者做培训，也给一些社会组织做传播倡导的培训。我大概从2000年就开始做弱势群体的传播倡导培训，其中，2007年到现在就做了60~70场，主题包括儿童权利、反对暴力、反对人口拐卖、促进残障人就业权利等。在乡村我看到很多反暴力的戏剧，看着很普通，但是它真能改变整个村的家庭暴力状况，因为演多了村民就知道打老婆和打孩子是不对的，是犯法的。还有宁夏农村用花儿的调编了反家暴的歌曲，形式都很新颖，效果很不错。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传播是弱势群体的参与式传播。每年“三八”我都会到深圳工业区跟女工过节，也给她们做一些培训，观察她们的文艺活动，亲眼看到她们会唱美国工人运动的歌曲，会唱延安时期的三八妇女节歌。这种音乐形式让她们团结起来，面对自己的问题，进而解决自己的问题，这就是参与式传播，这种参与也会做出重要的社会改变，而不是光依赖大众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