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唱生涯

□ 毕飞宇

——是哪根筋搭错了呢？1990年，我突然迷上唱歌了。

1990年是特殊的，迷惘突然而至，你不知道你还能干些什么，而我对我的写作似乎也失去了信心。可我才26岁，太年轻了，总得做点什么。就在那样的迷惘里，我所供职的学校突然搞了一次文艺会演，会演行将结束的时候，我的同事、女高音歌唱家王学敏老师，上台了。她演唱的是《美丽的西班牙女郎》。她一开腔就把我吓坏了，这哪里还是我熟悉的那个王学敏呢？礼堂因为她的嗓音无缘无故地恢宏了、明亮了，她无孔不入，到处都是她。作为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人，我得承认，这是第一次在现场听到所谓的“美声”。我不相信人类可以有这样的嗓音，想都不敢想。

我想我已经蠢蠢欲动了。作为一个大学毕业已满三年的年轻人，我悄悄来到了南京艺术学院，我想再考一次大学，专业就是声乐。说明情况之后，南艺的老师告诉我，你这样的情况不能再考了。我不死心，又来到了南京师范大学的音乐系，得到的回答几乎一样。可我并没有死心。终于有那么一天，我推开了王学敏老师的琴房。王学敏老师很吃惊，她没有料到一个教中文的青年教师会出现在她的琴房里，客气得不得了，还“请坐”。

我至今还记得王学敏老师的表情，那可是1990年，学唱歌毫无“用处”，几乎吃不上饭。要知道，“电视选秀”还要等到15年之后呢。她问我“为什么”，老实说，我答不上来。

如果一定要问为什么，我只能说，在20岁之前，许多人都会经历四个梦：一是绘画的梦，你想画；一是歌唱的梦，你想唱；一是文学的梦，你想写；另一个则是哲学的梦，你要想。这些梦会出现在不同的年龄段里，每一个段落都很折磨人。我在童年时代特别梦想画画，因为实在没有条件，这个梦只能自生自灭；到了少年时代，我又渴望起音乐来了，可一个乡下孩子能向谁学呢？又到哪里学呢？做一个乡下的孩子没有什么可抱怨的，然而，如果你有过于亢奋的学习欲望，你的求知欲只能是盛夏里的狗舌头——伸出你的舌苔，空空荡荡。

谢天谢地，王学敏老师还是收下我了。她打开她的钢琴，用她的指尖戳了戳中央C，是1，让我唱。说出来真是丢人，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更别说怎么唱了。王老师对我失望至极，她的眼神和表情都很伤我的自尊。古人说，“不耻下问”，是这样的。

声乐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打开”，所谓打开，你必须借助于你的腹式呼吸——只有这样你的气息才有力量。

可我已经用胸腔呼吸了26年了，要改变延续了26年的一个生理习惯，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王老师不厌其烦，一天又一天，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她一遍又一遍地给我示范，我就是做不到。王老师也有按捺不住的时候，发脾气，她会像训斥学生那样拉下脸来。我自己也知道的，我早就过了学声乐的年纪了，是我自己要学的，人家也没有逼我，除了厚着脸皮，我又能有什么办法？

每天起床之后，依照老师的要求，我都要做一道功课，把脖子仰起来，唱“泡泡音”——这是放松喉头的有效方法。除了唱“泡泡音”，放松喉头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睡眠。可是，因为写作，我每天都在熬夜。王老师不允许我熬夜，我大大咧咧地说：“没有哇。”王学敏把她的两只巴掌丢在琴键上，“咚”地就是一下。王老师厉声说：“再熬夜你就别学！”后来我知道了，谎言毫无疑义，一开口老师就知道了，我的气息在那儿呢。我说，我会尽可能调整好——我能放弃我的写作吗？不能。这件事让我苦不堪言。

如果有人问我，你所做过的最为枯燥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的回答无疑是练声。“练声”，听上去多么优雅，可文艺，可有“范儿”了，还浪漫呢。可说白了，它就是一简单的体力活。就两件事：咪，嘛。你总共只有两个楼梯，沿着“咪”爬上去、爬下来，再沿着“嘛”爬上去、爬下来。咪、咪、咪，嘛、嘛、嘛；咪——嘛——咪——吗——。还挨骂。

王学敏告诉我，“气”不能与喉管摩擦，必须自然而然地从喉管里“流淌”出来。她打开了热水瓶的塞子，她让我盯着瓶口的热气，看，天天盯着看。为了演示“把横膈膜拉上去”，她找来了一只碗，放在水里，再把碗倒过来，让我往上“拉”，这里头有一种等张的、矛盾的力量，往上“拉”的力量越大，往下“拽”的力量就一样大。是的，艺术就是这样，向上取决于向下。上扬的力量有多大，下沉的力量就有多大。老实说，就单纯的理解而言，这些都好懂。我能懂。我甚至想说，有关艺术的一切问题都不复杂，都“好懂”——这就构成了艺术内部最大的隐秘：在“知识”和“实践”之间，在“知道”和“做到”之间，有一个神秘的距离。有时候，它是零距离的；有时候呢，它足以放得进一个太平洋。

小半年就这样过去了，我还是没能够“打开”。我该死的声音怎么就打不开的呢？用王老师的话说，我的声音“站不起来”。突然有那么一天，在一个刹那里头，我想我有些走神了，我的喉头正处在什么位置上呢？王老师突然大喊了一声：“对了对了，对了对了！”我吓了一跳，怎么就“对了”呢？再试，又“不对”了。

按照王老师的说法，有一件事情是毫无疑义的，26年前，当我第一次号哭的时候，我的声音原本是“打开”的，而现在，我在琴房里，一遍又一遍地，我所寻找的无非是我身体内部的那一条“狗”。我们身体的内部还有什么？谁能告诉我？

哪有不急躁的初学者呢。初学者都有一个不好的心态，不会走就想跑。我给王老师提出了一个要求，想向她学唱“曲子”。王老师一口回绝了。根据我的特殊情况，王老师说：“先打两年的基础再说。”这句话让我很绝望，我是学唱歌来的，一天到晚“咪咪咪嘛嘛嘛”，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一个人来到了足球场。它是幽静的，漆黑、空旷，在等着我。我知道的，虽然空无一人，但它已然成了我的现场。我不夸张，就在这样一个漆黑而又空旷的舞台上，每个星期我至少要开三个演唱会。学生宿舍和教工宿舍离足球场不远，我想我的歌声是可以传过去的，因为他们的声音也可以传过来。传过来的声音是这样的——

“别唱了！”

别唱？这怎么可能。唱过歌的人都知道一件事，唱得兴头头的，你让他不唱他就不唱了？开玩笑。告诉你，一个人一旦唱“开”了，那就算打了鸡血了，那就算卯足了发条了。刀架在脖子上都不眨眼的。士可辱，不可不唱。

一年半之后，也就是1992年的10月，我离开了南京师范学校，到《南京日报》去了。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我的歌唱生涯到此结束。我提了一点水果，去琴房看望我的王老师。王老师有些失望。她自己也知道，她不可能把我培养成毕学敏的，但是，王老师说：“可惜了，都有些样子了。”

23年过去了，我再也没去王老师的琴房上过一堂声乐课。说到这里我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我其实并没有学过声乐，充其量也就练过一年多的“咪”和“嘛”。因为长期的熬夜，更因为无度地吸烟，我的嗓子再也不能打开了。拳离了手，曲离了口，我不再是一条狗了，我又“成人”了。我的生命就此失去了一个异己的、亲切的局面——那是我生命之树上曾经有过的枝丫，挺茂密的。王老师，是我亲手把它锯了，那里至今都还有一个碗大的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