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芳琴:穿行于书斋与田野间，我不服老

关键记忆

妇女的变化也带动村庄和男性的改变。当我听到登封市垌头村一个上门女婿说自己唱到“上门女婿受高看”泪如泉涌时，我深受触动，这不就是大众接受的新知识正改变我们的生活和环境吗？还有什么研究成果比这些更有价值的呢？作为女性主义的人文学者，有责任把学科知识转化为公共知识，进一步转化为大众知识，和民众一起推进变革，这才是真正有用的知识！

■ 口述人：天津师范大学教授 杜芳琴

■ 访谈、整理人：本报记者 南储鑫

从1985年踏入妇女研究领域，30年来矢志不渝。支持我的力量，除了个人经历，’95世妇会起了特殊作用。

20世纪40年代我出生于农家，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春上小学，又幸运考上大学；“文革”结束分配至天津中学任教10年；改革开放初又考研究生毕业时已年近不惑，同龄的邻居大姐“下岗”那年，我“二次就业”到天津师范大学工作，阴差阳错地搞了妇女研究。其间经历了从书斋走向农村研究15年；从田野又回校区推动本土妇女学发展近10年；退休这5年，穿行于书斋与田野之间，体味着将知识-行动-赋权-改变推动性别平等行动研究的艰辛和喜悦。岁月荏苒，场所变换，“靠行动赋权，用知识改变，推进性别平等”成为我的信念，老且弥坚。

从研究妇女到引入社会性别，从书斋走向田野

1985年春夏，与研究生同窗李小江——国内妇女研究开拓者两度相逢后，我加盟了妇女研究。转年，开始为她主编的“妇女研究丛书”写《女性观念的衍变》一书，并于1988年出版。1991年秋，分文不名的我们举办了为期两周的“中外妇女史讲习班”。其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举办的“赋中国以社会性别：文化、国家与妇女”学术研讨会邀我出席，那时中国留学生在美成立了“海外中华妇女学会”（以下简称“学会”），于是我写信给在美国读博士的师大同事徐午，探讨能否在天津举办一次中国妇女发展的读书研讨班；她给学会负责人鲍晓兰一说即合，我给学校打的意向报告也批准了。1992年春节，国内一行8人乘飞机到波士顿，会上感受最深的是第一次听到“gender”这个新名词概念和蓬勃兴盛的国际妇女/性别研究。与学会讨论的研讨班初步方案和经费也有了眉目。回国后,我开始细化项目书、搞翻译，发邀请，建机构——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于1993年1月诞生。

1993年7月11日~25日，来自海内外的百名妇女研究者和行动者聚集天津师大参加中国妇女发展读书研讨班，首次引入“社会性别”“妇女赋权”“妇女发展”“生育健康”等新概念、新领域；议题也是全新的，主要围绕 “社会文化环境与妇女身心健康”“社会转型时期职业妇女和妇女就业”“现代化中的妇女地位与相关对策”和“人口、计划生育与妇女角色”四个专题…… 这是’95世妇会筹备中引入社会性别的开端；也是经验回顾、中外对接、知识赋权和充电的第一站；后来从那里走出来各领域推动性别平等的带头人。我的研究转型——从妇女到社会性别、从书斋走向农村也由这次活动萌动。

1994年初，我与中心成员先后赴河北省定州、满城、涞源等地农村开展调研、口述和培训，寻找社会性别现实表现的“根”，以印证历史探索的“源”，在进一步服务农村妇女发展的同时，更多学习“草根”的知识、智慧和品德。《大山的女儿：华北卷》和《贫困与社会性别：妇女发展与赋权》记录了我们当时留下的足迹和印记。

1995年世妇会给我的震撼终身刻录心灵。宏大壮观体现妇女团结影响世界的开幕式的视觉冲击，五大洲三万名不同肤色的妇女组成的数不清的论坛，应接不暇的新概念、新思维、新领域的智思激荡的兴奋，结识海内外不同国度、民族、性别、专业、界别的朋友的愉悦，“用妇女的眼睛看世界”“推摇篮的手能够改变世界”…… 我在更广阔视野得到增权充能和精神洗礼！

回归校园，推进妇女学学科发展

当世妇会后国内出现千军万马搞发展做项目时，我感到自己知识贫乏；频繁的中外学术交流使我认识到，妇女学是创造和传承女性主义知识必经之路，就萌生了在校区进行学科推动的想法。于是1999年8月再次启动读书研讨的项目，天津蓟县妇女史学科建设读书研讨班拉开了妇女学学科建设的序幕。在众多朋友的支持下，由天津师大牵头的三期六年的“发展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课题进入运转，为实现四个目标——学术队伍培训和教材开发、课程发展、学科基础研究、建立妇女学机构/机制和四个优先发展学科（历史学、教育学、社会学和社会性别基础）开展基础研究、课程建设和教学法的研讨等；此外还设立“青年学者研究金”、发表园地《社会性别》、网站与《妇女与社会性别学通讯》；为培训师资和学术带头人举办各类师资培训班和研讨班，创设研究生学位课程等成为机制建设的重要议题。

该项目在21个省(市、区)约70所大学中，集结了妇女学研究和教学骨干、青年学者数百名，开出课程上百门，自编教材近30种，出版翻译、著作与多媒体等30多种，20多届读书研讨师资培训中近千人次受益。目前，活跃在全国各地高校的妇女学学者骨干已经培训的传承人难以计数，他/她们的研究和开设课程遍地开花，读书研讨班今已蔚然成风。

知行合一：知识赋权，行动改变

从2008年开始，作为中央党校“性别平等政策倡导”课题团队的一员，在实践中，我深刻感受到农村社区是女性主义学术、政策、公众教育，特别是女性主义赋权、推动积极变革的最重要的场所和用武之地。为此，我们努力将多年的历史研究与对农村现状的了解结合，酝酿出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的当代中国父权制连续与运行模式——个（私）人父权制→家庭（族）父权制→社区（集体）/社会父权制→行政父权制→市场父权制在农村的生产与复制共性与多样性的理论假设，作为探索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开始改变父权制的策略与路径的尝试。

2010年退休以来，作为从观察者、研究者、参谋者到行动参与者的转变，我亲历亲见基层妇女组织起来集体赋权改变社区性别不平等规则——修订与落实性别平等村规民约试点村的变化过程。以河南登封市周山村为例，妇女手工艺协会的姐妹们从社区的沉默一群逐渐成为社区的主人，带头改变陈规陋俗，推动修订和落实性别平等的村规民约，勇敢参与村庄换届选举，成为村庄事务有话语权的一群，引领村庄的发展，并影响更多村庄的变革。她们用锦心巧手绣出变革故事，用诗歌演出表达她们的成长：“提高技术和能力，文化生活活跃了。家庭和睦眼界宽，身心健康换面貌。自我价值得体现，妇女地位有提高……姐妹互帮情谊深，互相支持有依靠。”

妇女的变化也带动村庄和男性的改变。登封市垌头村农民合唱团合唱的《唱唱咱们的村规民约》就是例证。当我听到一个上门女婿说自己唱到“上门女婿受高看”泪如泉涌时，我深受触动，这不就是大众接受的新知识正改变我们的生活和环境吗？还有什么研究成果比这些更有价值的呢？作为女性主义的人文学者，有责任把学科知识转化为公共知识，进一步转化为大众知识，和民众一起推进变革，这才是真正有用的知识；在知识转化和知识/行动的转化中，让民众参与，向民众学习，和他们一起变革自身、环境和知识，再转化为学术/学科知识——如此往复无穷，这就是我年逾七十而热衷于跑农村的动力所在。不过，在转化链条中没有全知全能者，跨界联盟，集体行动，性别平等与社会公正的理想才有望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