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启蒙老师

■ 杜华辉

我是农村人，但我的启蒙老师是一位城里人。印象中，她中等个子，一头短发，圆圆的脸蛋。夏天的时候，她常常穿一件白色的确良短袖配一条蓝色的裤子。这是我年少时代的老师的标准装扮。因为她和我们同在一个生产队，所以大家都认识，每逢假期的时候，在路上或者田间地头碰见她，都要怯生生问一声“马老师好”，然后就躲在父母身后。倒是马老师老远就用那口迁就了我们当地方言的普通话先喊我们。我曾经问过父亲，马老师是哪里人，父亲回答不知道，只知道她是最后一批下乡的知识青年，因为和当地人结婚生子，便留在了农村。

后来的学龄前儿童上的是幼儿园，我们那时候上的是学前班，一个生产队包含九个村，所有孩子上学都在同一个小学。我的学校只有一个学前班，我上学那会儿，学前班也只有马老师一个教员。后来，1990年以后，正赶上农村人口增长的一个高峰，上学的孩子增长了将近一倍，学前班就变成了两个班，学校给马老师配了一个实习老师。那时候，学校开设的课程自然没有现在幼儿园丰富，不过，除了语文、数学和体育，学校每周也有美术和音乐课。所有的课程，都是马老师一个人来教，我们每天都是跟着她从早到晚。

我们的学校就在几个村子中间，而马老师家就是她们村的第一户人家。从她家到学校，走路只需要五分钟。因此，在我升入初中，开始有晚自习后，经常夜归时会遇见在学校批改完作业回家的马老师。

上学前班的时候，我们对马老师又爱又怕，喜爱的是她和蔼又多变。她说话中气很足，加上她那口普通话，上课的时候自带一种威严。上语文课和数学课的时候，她总是表情严肃，一把戒尺在桌上一拍，下面再顽皮的孩子也噤若寒蝉。关于那把戒尺，有一个规矩，就是每次考试，倘若你的成绩不及格，都要被马老师用戒尺打手心。距离60分差几分，就打几下。所以，很多人一听到马老师的戒尺响，就情不自禁打个寒战。

但在体育课音乐课美术课的时候，她却像变了一个人，总是和小孩子们打成一片。唱歌、跳舞、画画，玩儿老鹰捉小鸡和丢手绢都是那时候我们的最爱。不知道是天生的还是职业需要，她特别喜欢小孩子，一个人带那么多课程，每天备课、批改作业，在此之余，还会抽出一节课的时间给我们讲《西游记》的故事。

那时候，农村基本上没什么文化娱乐活动，就连电视机也很稀有。所以，《西游记》的故事对于刚刚开始探索世界的孩子来说，具有不可思议的吸引力。马老师每次讲故事的时候，再顽皮的孩子也会聚精会神地聆听。就连高年级的同学也闻讯而来，他们进不了教室，所以就一簇一簇地爬到教室一侧的窗台上，用手抓着窗户上的钢筋，脸和脸挤在一起听教室里马老师讲故事的声音。

那个年代，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同龄同级的孩子里面总有几个年龄偏大的女孩。那时，农村还有一些落后的旧思想，不让女孩子读书。马老师就走乡串户去做思想工作，希望那户人家能送自己的女儿去上学，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家隔壁的红梅。红梅的两个哥哥比她大很多，都没有上过学。红梅比我大六七岁，也没上学，她家里是奶奶管家。我们管那个老太太叫三婆，三婆出生在清末，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来到我们这个地方，和一个当地人结婚，领养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红梅的父亲。老太太是旧时代的人，她觉得，前面两个孙子都没读书，孙女迟早是别人家的人更不用读了。马老师几次三番上门劝说老太太，最终，不知是老太太被感化，还是受不了马老师的絮叨，总算让红梅去上学了。红梅和我同班，上到小学二年级。后来抵不住家里没钱交学费，最终还是辍学了。不过，那几年的教育让她识得了一些字，算是在她那人人都不识字的家里，一个有学问的人了。

我们这一代人，几乎都承蒙马老师照顾过。我印象最深的是同村一个名叫绍辉的男生，他比我小一岁，低一个年级。有一年冬天，一次课间，绍辉不知是吃坏了肚子，还是冬天的棉裤太厚难脱，他失禁了。发生了这么糗的事情，被那么多孩子围观，绍辉紧张得大哭。马老师闻讯而来，拨开人群，把绍辉接到办公室，安顿好他，又告诉高年级的同学去给绍辉的父母捎话，让他们带着新的棉衣来学校接孩子回家。她还安慰绍辉，这件事儿，没什么大不了，不用觉得羞愧。又过了几年，绍辉有一个智力发育有问题的弟弟，也被马老师特殊照顾过。

那些村落，那个小学，一代又一代人，每年都是新鲜的面孔，唯一不变的是马老师的面容。后来，因为农村人口大规模涌入城市，农村小学的人数锐减，我们村的那所小学也就不存在了。又过了几年，听说马老师又在村子里办起了幼儿园，让那些没有随父母进城的孩子有了在家门口接受启蒙教育的机会。如今，当我处于职场迷茫期的时候，总会想起这位如今已是古稀之年的乡村教师，她的职业生平，好像能让我在收益与职业理想之间找到一个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