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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际生命伦理学会”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举办线上“女性主义生命伦理学会议”。密歇根州立大学哲学教授希尔德·林德曼以女性主义的敏锐，基于“海斯汀中心报告”中的临床案例，分析在一些情况下临床医生十分尊重患者的自主性，使用规范的临床语言与患者交流，却出现患者“失语”的局面，告诉我们医生面对患者时，更应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理解和满足他们的需求。
希尔德·林德曼教授
2020年6月19日～21日，“国际生命伦理学会”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举办线上“第15届世界生命伦理学大会”，“女性主义生命伦理学会议”则在18日举行。会议邀请密歇根州立大学哲学教授希尔德·林德曼作主旨发言，她以女哲学家特有的细腻观察和分析临床医患关系中的患者失语现象，讨论一个尚未被人关注的话题。林德曼曾经担任美国著名医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海斯汀中心报告”的编辑，她基于“海斯汀中心报告”中的临床案例进行分析，描述在一些情况下，临床医生十分尊重患者的自主性，使用规范的临床语言与患者交流，却出现患者“失语”的局面。
当代著名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认为，“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语言无疑地具有指导社会行为的作用，语言的意义来自对它的应用，维特根斯坦把这称之为“语言游戏”，显而易见，生活中有无数种游戏的玩法。林德曼认为，这种语言游戏类似于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说的“惯习”（habitus）, 是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人们缘身性（embodiment）的一种反映。人类一来到这个世界便被引入到一种生活方式之中，一旦我们适应了这种方式，便会对它不以为然，它也成为人们的第二本性。维特根斯坦强调，讲出和理解一种特定语言就是玩一种语言游戏，与人分享我们共有的生活方式，我们通过语言与同一生活方式中的人们进行交流，这些语言居民也不断地塑造着服务于自身目的的语言。林德曼发现，在临床生活方式中，为医生专用的语言却并非总是为患者服务。有时，它们看上去像患者的语言，但实际上却是维特根斯坦所形容的“语言的郊区”，而且它是患者和家人并不熟悉的地方，这便导致患者在医患关系中的失语。
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失语
林德曼分析了1995年“海斯汀中心报告”中的一个案例。C女士是一位86岁高龄的美籍意大利人，由于阿尔茨海默症而极度焦躁不安，她与儿子托尼一家住在一起，后来由于托尼心脏病加重，她被送到养老院。时隔不久，托尼便病逝了。医生认为一定要把这个消息如实地告知她，C女士得知消息后便要求参加葬礼，护工也帮她穿上了黑裙子。然而，葬礼过后，由于阿尔茨海默症病情发展，C女士总是忘记托尼已经离世的事实，每当医生来查房都会反复地问：“托尼怎么样了？”而医生也一直秉承对患者讲真话的原则，也反复告知她托尼的死讯，但每一次C女士都像第一次听到这个坏消息一样无比悲伤，长时间无法平复情绪。然而，医生却坚持一定要这样做，当这种对话持续多达15次之后，护工想出一个办法——每次在C女士醒来时护工都会为她穿上葬礼上穿的黑裙子。此后，C女士便再也没有跟医生提起过托尼。
在分析这一案例时，林德曼指出，医生坚持使用临床生活方式的用语与患者进行交流，如同人类所有生活方式一样，这种语言是由社会、认知和道德规范来指导的。美国新近又再次重申医生的职业道德规范，就是必须对患者讲真话，以便患者自由地行使自己的自主性。然而，C女士的医生却忽视一个事实：患者的阿尔茨海默症已经使她丧失了某种身份意识和自我意识，医生却依旧把她当作一个道德社群的成员,一次又一次地对她进行伤害。这里的困境在于医生所使用的语言并不是患者的语言，直到护工给患者穿上黑裙子，C女士才最终明白医生一直对她说什么。同时，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也有自己的“语言的郊区”，人们也需要从其他角度理解这些语言，如果医生不理解这种局面，这种“语言的郊区”现象便是双向的。
苏珊是否真的缺乏决定能力？
在1997年的“海斯汀中心报告”中有这样一个案例，苏珊是一个30多岁的瘾君子，由于共用针头患上艾滋病。“艾滋病毒中心”的员工看到她呼吸困难、生命垂危，便叫救护车把她送到附近医院的ICU病房，在这里，她被诊断为严重的双侧肺炎，吸氧让她感觉好些，但是如果摘下氧气面罩，血氧饱和度5分钟之内就会从94%降为50%。医生告诉她需要住院，以便进行抗生素治疗，需要时提供呼吸系统支持。苏珊告诉主管护士自己生活如何的不幸：疏离家庭，遭受性虐待，吸毒和连续几年睡在街上等，而后询问护士自己能不能抽支烟？这一要求立即被医护人员拒绝，人们告诉苏珊她已濒临死亡，吸烟有生命危险。苏珊十分难过，并威胁要离开，医护人员劝她不要这样做，温柔地给她解释病况。然而，当人们开始帮她转送住院部时，她再次提出吸烟的要求，在场者又拒绝了她的要求，于是苏珊拒绝住院。医生告诉她如果离开便有可能死去，但苏珊还是执意要走，护士便为她撤掉氧气面罩和点滴，苏珊微笑地离开医院。20分钟后，一辆救护车呼啸而来，苏珊由于心脏呼吸骤停而被送回医院，继而被宣布死亡。
从临床医学角度分析，苏珊的吸烟要求显然是不理性的，一些生命伦理学家在分析这一案例时认为苏珊缺乏决定能力，而且面对死亡表现出非理性的和病态的抗拒。然而在林德曼看来，苏珊实际上是理性的，只是与临床医护人员的价值观不同。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是交流的工具，但必须彼此达成一致，这不仅是定义上的一致，还包括形成一致的判断。在这个案例中，苏珊却被身边的医护人员剥夺了判断力。林德曼相信，苏珊已经意识到死亡的来临，只想在离世前静静地吸上一支烟安慰一下自己，或想在一个安静的地方离去。但是，她的这一要求最后却被医生专业地拒绝了。
通常说来，女性主义生命伦理批判总是把目标对准由于父权制歧视导致的女性失语，从这个意义上说，林德曼并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女性主义生命伦理学者，但她却以女性主义的敏锐和女性的细腻观察到一个被人们忽略的问题：即便医生试图去尊重患者，认真履行职业伦理要求，手持一沓厚厚的知情同意书耐心地讲解，却也可能把患者带进“语言的郊区”。为临床生活方式所使用的专业语言是一种普遍化的语言，而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却具有无法替代的独特性，它们无法被普遍化，语言游戏也是多种多样的。临床医生群体仅仅使用由临床生活方式而来的语言尽管在医生职责方面无可挑剔，但从林德曼的案例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仅仅做到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有时根本达不到沟通的目的，患者是失语的。因而，当医生面对患者时，更应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理解和满足他们的需求，这或许是永远都无法在医学教科书上学到的东西。
（作者为清华大学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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