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1日,刚果(金)西北暴发第11次埃博拉疫情。疫情肆虐,孕产妇无法到医院就医、感染病毒的孕产妇分娩的新生儿健康状况未知等问题困扰疫情泛滥的地区。《埃博拉期间的孕产妇》这本书从女性特殊的视角回顾了2013年到2015年埃博拉疫情期间孕产妇的处境,很多学者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剖析问题的症结并提出解决方案。
■ 杨倩
“新冠未平,埃博拉又起。”2020年6月1日,刚果(金)卫生部长隆贡多证实该国西北暴发了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这是自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1次发生埃博拉疫情。谈到“病毒”,人们都充满恐惧,因为每一次病毒袭来,不管是以怎样的名称出现,都会在措手不及间带走很多鲜活的生命。2014年西非出现埃博拉病毒疫情,很短时间内,感染人数迅速破万,死亡人数逐步攀升,病毒带来的恐惧笼罩在这片土地上。疫情暴发期间,西非百姓备受煎熬。这其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孕产妇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
病毒肆虐,很多人失去生命,孕产妇却带来了生的希望,但是因为恐惧和西非医疗系统的不完善,孕产妇在生产过程中无法到医院就医,感染病毒的孕产妇分娩的新生儿健康状况未知等问题困扰着疫情泛滥的地区。2019年出版的《埃博拉期间的孕产妇:2013-2015 年西非传染病中的妇女和儿童》(《Pregnant in the Time of Ebola: Women and Their Children in the 2013-2015 West African Epidemic》)一书,从女性特殊的视角回顾了2013年到2015年埃博拉疫情期间孕产妇的处境,用专业知识剖析问题的症结并提出解决方案,同时向全世界呼吁,在疫情暴发中要注重孕产妇的安全并避免污名化带来的双重伤害,在疫情结束后要追踪新生儿的健康状况以及必要的心理疏导。
本书由大卫·A·施瓦兹(David A. Schwartz)、 朱莉安娜·尼东·安娜可(Julienne Ngoundoung Anoko)、沙朗·A·阿布拉莫维茨(Sharon A. Abramowitz)三位主要编者编著,收录了数十位对流行病学、公共健康、孕产妇和幼儿发病率、妇女和平与安全有专门研究的学者关于西非埃博拉疫情中妇女的研究文章,探讨在疫情发展过程中医疗制度建设不完善的弊端,“污名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和病毒感染者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必要追踪。
医疗制度建设需要不断完善
医疗制度建设是民生之本,关系到一个国家国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因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医疗制度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同,每个国家的医疗制度建设水平参差不齐。2015年9月25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正式通过《2030年可持续议程》,包括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目标3提出要确保健康的生活和所有年龄段的幸福,包括缓解女性生育压力需要良好的医疗和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
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都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国家的建设主要靠国际社会援助。21世纪,联合国、各国政府以及很多非政府组织进入西非地区帮助他们重建,但是2013年突然暴发的埃博拉疫情不仅让重建工作停滞,甚至让原本有点起色的医疗体系建设功亏一篑。医疗设备和药物短缺,医疗从业者数量不足造成埃博拉疫情空前肆虐,医疗体系建设成为疫情防控与治疗的关键。沙朗·A·阿布拉莫维茨在介绍本书主要内容时强调,“孕产妇是人道主义援助建设和冲突后健康系统建设的固有张力中的关键部分”。只有完善的医疗体系建设才能为疫情中的孕产妇提供必要的支持。
提防“污名化”危害,并关注特殊群体
埃博拉疫情肆虐期间,孕产妇一方面担心在医院感染病毒,另一方面又需要在生产过程中获得医疗支持,很多人在两难中失去了生命。本书把困境的原因归结为“污名化”带来的影响。“污名化”是由美国作家欧文·戈夫曼(Evring Goffman)在《污名:受损省份管理札记》(Stigma)提出。污名是个体在人际关系中具有的某种令人“丢脸”的特征,这种特征使拥有者具有一种“受损身份”。
埃博拉疫情暴发,在很多孕产妇心中,能够提供医疗支持的地方是病毒传播的根源,所以当身体出现问题或者分娩的时候,阿德里安那·E·斯特朗(Adrienne E. Strong)和大卫·A·施瓦兹指出,这些孕产妇“宁可找助产士也不求助于专业医生的帮忙”。与此同时,因为埃博拉病毒的症状与妊娠并发症症状相似,加上设备与检测能力有限,医院把孕产妇的许多生理反应当成埃博拉病毒的症状,造成很多孕产妇丧命。“污名化”造成孕产妇和医院之间的不信任造成的损失应该为全社会敲响警钟,对于疫情防控和备受疫情折磨的孕产妇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防止“污名化”的多次伤害应该成为抗击疫情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埃埃博拉疫情结束后,有两个群体需要特别关注,一个是感染过埃博拉病毒并被治愈的女性,另一个是感染埃博拉病毒的孕产妇所分娩而且成功活下来的儿童。在本书第七章,作者表示“在利比里亚,数据显示,在埃博拉疫情暴发期间,有接近半数有配偶的女性因为配偶死亡或者被配偶抛弃而结束婚姻关系”。孕产妇在疫情暴发期间是弱势群体,在暴发后又经历了二次伤害,所以疫情过后女性需要受到更多关注。在疫情中成功活下来的婴儿因为无法确定在孕产妇治疗过程中所用药物是否对婴儿产生影响,这些儿童在疫情结束后数十年都会生活在未知的恐惧当中。政府需要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并保证对药物后遗症的持续研究。
此前,埃博拉疫情在国际社会多方努力下得到了控制,但是关于传染病的很多问题还需要全社会持续关注。传染病的暴发从来不是一个人、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独有的灾难,它是对全人类的考验。在灾难面前,人类显得渺小,但是每个个体的努力又显得异常伟大。西非埃博拉疫情的暴发有地区的特殊性,但是暴露的问题值得反思。医疗体系的不健全是疫情暴发中孕产妇遇到困难的根本原因,但是“污名化”带来的多重伤害让孕产妇的处境更加艰难。怎样在疫情过后对受感染孕产妇和儿童进行追踪和提供必要的保护是国家更加需要关注的问题。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