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妹”溯源及其媒介呈现

编者按

近日，上海理工大学“性别与社会”系列讲座举办《“打工妹”的传媒再现》学术报告，研究者刘希通过对文艺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分析，借助文化研究和女性主义相关理论，考察了传媒中国女性形象与权力、宏观社会结构的关系，引导听众对不同媒体“打工妹”形象和故事保持敏感度和批判性，并借此加深对不同社会群体的现状和当代中国社会整体现实的认识。

■ 章羽

近日，上海理工大学“性别与社会”系列讲座进行题为《“打工妹”的传媒再现》的学术报告，西交利物浦大学学者刘希梳理了《荒潮》《芝麻》和《北妹》三部文艺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引导听众对不同媒体“打工妹”形象和故事保持敏感度和批判性，加深对不同社会群体的现状和当代中国社会整体现实的认识。

“打工妹”内涵界定及研究文本选取

刘希首先分析了“打工妹”一词的意涵，认为“打工”指的是职业身份，意味着为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中的老板进行商品化的、替代性强和收入低的工作。打工者不再是社会主义时期在政治话语中具有很高社会地位的“工人阶级”，不是具有稳定“单位”的职工，也很难变为具有较全的社会福利保障和权利的城市居民。“妹”指的是性别和年龄身份。这些年轻女性不同于社会主义时期另一群年轻女性如“铁姑娘”, 也很难变成城市的中产职业女性。因此这个名称勾连着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社会性别、年龄、能力的社会不平等。不同的群体、机构还有年轻女农民工和关心这个群体权益的知识分子都在回避“打工妹”和“外来妹”这个污名化标签，用“流动女工”“外来女民工”“流动工人”“进城务工人员”等中性词语替代。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和打工主体用“新工人”这个词来提高这部分群体的政治地位。

按照被再现对象与再现文本的关系，研究者通常将传媒划分为被再现和自我再现两种，基于此，刘希列举了纪录片、口述史和非虚构写作、虚构文学和文化中对“打工妹”经验的不同再现。比如，中央电视台的“半边天”节目组《繁花——中国“打工妹”实录》展示了为中国创造了巨大财富却又被轻视和边缘化的这个社会群体的迷惘、挣扎和抗争；张彤禾的《打工女孩》常被用来跟潘毅的《中国女工》和学者吕途的“中国新工人”三部曲做对比，被认为悬置了对很多压迫性的质问；80后科幻作家陈楸帆2013年发表的《荒潮》是中国第一部以“打工妹”为女主角的科幻作品；独立乐队如新工人艺术团和九野乐队创作过的“打工妹”之歌是打工者个人对自身经历的再现。

不同传媒介质对“‘打工妹’”经验的再现

新闻传播研究中的“媒体框架”研究认为新闻媒体所刊载的内容并非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 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分析大众媒体如何生产出特定的媒体框架。女性主义文化研究者注重“再现”特别是“性别化再现”的生产和阐释过程中的政治性和批判性，看到“再现”的建构性和生产性：不再只关注“再现”是否歪曲了现实，而是更注意“再现”本身所生产出来的“现实”及规范、认同或差异；不再把性别差异和父权制看作“再现”的客体，而是“再现”系统产生的后果。

对“再现”的政治性的深刻认识让我们知道“自我再现”也是再现，也有其话语性和与权力的密切关系，特别是与各种等级性的差异密切相关。在历史研究当中，一方面,倾听者因其自身价值观的先见和预设没有辨认出或者误读了他们的声音；另一方面,底层发出的声音很难是非常纯粹的,而是经过各种社会话语调节的,甚至是在不同话语张力中摇摆和挣扎的,有着背后更大的社会文本的印痕和映射。因此如何剥离层层话语, 找到底层自己的欲望和需求是研究者的任务。

《荒潮》《芝麻》《北妹》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刘希选择《荒潮》《芝麻》和《北妹》三部文艺作品，解读如何用细致入微的文本分析挖掘较为复杂的文化文本背后更复杂的“文本政治”。

——《荒潮》：隐蔽的“他者化”。80后科幻作家陈楸帆的《荒潮》是以“打工妹”“小米”为女主角的“近未来科幻的巅峰之作”,它以“科幻现实主义”的方式，以一个“打工妹”小米的悲惨经历切入揭露近来社会里国别、阶级、城乡、性别交叉性的社会不平等。在进一步去考量“打工妹”形象的文本功能时，会发现小米是各种男性人物主体身份建构的客体和他者：她是本地宗族、流氓、外来资本压迫的受害者，还因其柔弱善良而成为邪恶的“小米1”即“赛博格”利用和控制的客体。她的形象始终是柔弱的、被动的、善良的、道德的和不变的，没有自我成长。因此，女主人公最终没能摆脱被本质主义化的文本修辞命运。在这个作品，“打工妹”的形象有一种非常隐蔽的“他者化”。

——《芝麻》：可疑的“能动性”。张抗抗的《芝麻》讲述的是进城务工人员“打工妹”保姆芝麻的思想转变和“成长”，她在北京当了几年保姆后被新的价值观所启蒙，最终拒绝为准备超生的同乡做假证。这部小说借助芝麻之眼和口，对城乡分化和等级提出质疑挑战，肯定农民的尊严、体力、农业劳动的价值。小说里表达出的对“优生优育”为特征的城市现代性的向往，最终引导读者遮蔽了结构化的社会阶层、社会性别不平等。《芝麻》获得了“第十二届全国人口文化奖小说金奖”，其实也可以说明它借助能动的女性主体形象而隐藏的意识形态性。

——《北妹》：批判性的“受害者”形象。盛可以的《北妹》讲述了“打工妹”钱小红颠沛流离的生活和千疮百孔的身体。伤痕累累的女性身体形象挑战了对这部底层主体小说任何窥私性的阅读快感。在小说中“女体”作为多重批判棱镜，折射出父权社会和资本主义压迫下底层妇女身体的受难史，劳动力剥削以及基于城乡、阶级、性别、年龄的歧视，女主角虽然倍受折磨但又不屈从、不愿被交易的女性身体同时挑战了资本和父权对女性的剥削和污名。虽然这部小说也是一部关于“受害者”的文本，但是却极具批判力度。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产女性为主的“身体写作”浪潮后一种另类的批判性身体写作，同时也是具有女性主义视角的“底层文学”：以底层妇女的创伤性却不屈从的身体揭示了当下社会里的性别、阶级、城乡等不平等，呈现了对自由的抗争和追寻。

（作者单位：上海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