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妮莎·贝尔：绘画也是一种真实的表达

▲ 《弗吉尼亚·伍尔夫》，1912年

▲ 《阿玛丽利斯和亨丽埃塔》，1952年

主持人：李黎阳（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英国艺术评论家克莱夫·贝尔在初版于1913年的《艺术》一书中，提出了“艺术的本质属性乃是有意味的形式”的著名论断，从此成为西方现代形式主义艺术的理论代言人。他在前言中提道：“我的妻子不吝阅读了本书的手稿和一些论据，她纠正了一些错误，并让我注意书中对基督教慈善团体的显眼的冒犯。”他这位心思缜密的妻子就是画家兼设计师凡妮莎·贝尔（Vanessa Bell，1879~1961）。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凡妮莎似乎没有得到与她的才华相应的肯定，因为她那非常规的生活方式影响了人们对其艺术本身的关注。作为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中的一员，她与丈夫贝尔、妹妹弗吉尼亚·伍尔夫、情人罗杰·弗莱、邓肯·格兰特以及格兰特的同性伴侣大卫·加内特之间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近年来又成为一些文学及影视作品热衷的主题，也就是说，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或观众，着眼点与关注点都不在其艺术创作上。

2017年，德威奇美术馆为凡妮莎举办了大型回顾展，策展人萨拉·米罗伊指出了她长此以来被低估的事实，甚至表示，无论是在凡妮莎的时代还是在我们的时代，这种疏忽都是性别歧视的产物。

凡妮莎生于伦敦一个富裕的知识分子家庭，接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她先是跟随埃比尼泽·库克学画，而后于1896年进入亚瑟·库普爵士的艺术学校继续学习，1901年又考入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师从约翰·辛格·萨金特深造。从其早期作品柔和的色彩中，可以看出萨金特和惠斯勒的共同影响。而真正使她走上现代主义之路的，是弗莱于1910年在伦敦格拉夫顿画廊举办的“马奈与后印象派”展览，那是法国现代艺术首次登陆英国，“后印象派”的名称即由此而来。尽管凡妮莎之前曾在巴黎见过塞尚等人的作品，但这种集中展出的方式，还是深深震撼了她，使得她将自己从传统中解放出来，开始了在形式和色彩方面的各种新实验。

凡妮莎于1911年开始了与弗莱的恋情，其作品被选入弗莱在1912年组织的两个展览：在巴黎巴巴赞斯画廊举办的“英国独立艺术家”展和在伦敦格拉夫顿画廊举办的“英国、法国和俄罗斯艺术家展”，她的作品有幸与毕加索、马蒂斯、塞尚和康定斯基的作品挂在了一起。我们从她这一时期为亲朋所绘肖像以及自画像中，可以看出后印象主义、野兽主义及立体主义的不同影响，她把肖像变成了表现主义的练习。同时我们也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凡妮莎无疑是现代主义的追随者，但却不是在某一风格或某一领域的开创者。

遵循贝尔发展出的“有意味的形式”的美学原理，凡妮莎从1913年起开始了“将线条和色彩以特定的方式组合在一起”的抽象实验。同年，她与弗莱和格兰特一起成立了欧米茄工坊。凡妮莎成为了设计领域的创新者，她设计的现代主义产品，从家具到彩色玻璃、马赛克，再到纺织品，显示出她将艺术和实用艺术融合在一起的能力。1915年，她开始将印有抽象图案的面料用于流行的服装设计中。

凡妮莎于1916年移居查尔斯顿农舍后，已基本上重归具象，但之前的那个实验期的影响，却持续体现在她后来作品中的室内装饰和肖像的色彩构成上，例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教室》等。凡妮莎逐渐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艺术形式，她不再关注潮流，而将目光转向家庭生活和家庭成员，藉由笔下的静物、风景和带有人物的室内景致，表明了以自己平静的方式做事的决心。在作于1931年的《室内场景，克莱夫·贝尔和邓肯·格兰特在喝酒》中，她将与之共同生活的两个男人置于同一场景中，他们在一起时那种平和随意的样子令人感动，质朴的造型、和谐的色彩传达出一种特殊的满足感。作于1952年的《阿玛丽利斯和亨丽埃塔》画的是她的两个外孙女——她和画家格兰特的女儿安吉莉卡的孩子，而这两个孩子的父亲则是格兰特早年的情侣加内特。这幅作品构图简练，笔法松散、用色大胆，尽管人物将空间压平了，但整体画面却丝毫不显凝滞，反而具有一种流动感。

弗莱曾在谈到他推崇的后印象派艺术家时强调，他们“不是试图模仿形式，而是创造形式；不是模仿生活，而是去寻找生活的等价物”。凡妮莎的艺术抛弃了维多利亚时代绘画的叙事性特征，尽管她的作品总体上更注重具象化而非抽象性，但仍致力于通过线条和色彩来控制画面节奏。凡妮莎的艺术以强烈的感官愉悦对抗象征主义，她所看重的不是事物的象征意义，而是事物的本质。

在一次家庭晚餐上，伍尔夫曾向姐姐骄傲地宣称：“写作是真实的表达”，而对于凡妮莎来说，绘画也是一种真实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