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张明芳
社区作为居民生活的共同体,是联系群众最紧密、服务群众最直接、组织群众最有效的载体,是我国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微观基础。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国上下依托社区,同舟共济、顽强奋战,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形成了一些好做法和好经验。
但与此同时,基层社区治理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短板。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如何进一步完善社区治理制度,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今年两会,女代表女委员也纷纷出谋划策。
完善网格化管理体系 拓宽群众参与渠道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但大多数城市特别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城市在具体落实过程中,虽然在社区都实行了网格化管理,但往往只是简单机械的以几百户居民为单位把社区分成几个网格,分配相应网格员,并没有同步制定一系列的工作制度、人员保障制度和工作奖惩机制。”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副市长徐睿霞介绍,辖区居民参与度非常低,居民发表建议、参与社区的途径和渠道依然不畅通。
由此,徐睿霞委员建议,从国家层面进一步出台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指导性意见,从经费保障、人员培训、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给予支持,配套制定奖惩考评机制,推动各地区网格化管理落到实处。
“充分调动、发挥好包括网格员在内的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不仅对于应对突发事件有决定意义,就是对于日常的基层治理也是至关重要的。”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宿州市泗县泗城镇花园井社区党总支书记岳喜环长期在社区工作,如何加强社区治理一直是她思考的重点。
她建议,要以加强基层党建为抓手,各居民小区,坚持在党组织领导下,全部推行网格化管理责任制,以网格化推动精细化,以精细化实现常态化。
与此同时,充分发挥网格员“五员”作用,建立一支集乡村振兴办事员、村级发展监督员、困难群众服务员、政策法规宣传员、社区“情报”收集反馈信息员等于一身的网格员队伍,拓宽群众参与渠道,完善群众参与机制。
加强社区队伍建设 提高社区人员整体素质
“随着城镇化的加快,城镇居民小区数量激增且每个小区的规模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仅凭社区现有的工作人员数量、水平及能力,很难为社区居民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岳喜环代表直指当前社区管理的痛点。
“大多数城市社区的正式干部平均只有1~2名,聘用的大学毕业生工作流动性大、不稳定,聘用的‘4050’人员很多面临退休,工作积极性不高。”徐睿霞委员也认为,工作人员不足一定程度上导致社区无法及时有效开展工作。
通过走访呼和浩特市社区与网格员交流,徐睿霞委员发现,目前网格员通过两个渠道产生:一是社区工作人员或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兼任。“这些人大多身兼数职,没有时间深入社区,与居民交流,沟通民意。”二是社区聘用人员。“这些人每月只有1000元左右工资,本就收入微薄,再加上没有配套的考核机制和奖惩机制,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网格化管理的效果并没有得到实现和发挥。”
因此,徐睿霞委员建议,稳定和发展社区工作者队伍。国家编办、人社部按照社区服务人口核定社区工作人员编制,满足社区基本工作需要。民政部、人社部出台指导性意见,完善社区工作者晋升机制。
此外,她还建议建立完善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纳入职称评定和聘用范围,对取得社会工作师等证书的,加大补贴力度。同时,在社区工作者招聘时打破年龄、学历限制。
针对社区工作人员缺乏、能力不足的问题,岳喜环代表则认为,要加强社区的经费投入,为社区服务居民提供基础保障。同时,加强对社区工作者培训,增强他们的工作技能和为民服务水平。此外,提高专职社区工作者的待遇,激发人员积极性,保持社区工作队伍的稳定性。
增强社区自治功能 发挥妇女独特作用
“陌生的人际关系,会降低人与人之间的包容度和忍耐度。”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厉莉认为,由于人与人交往方式的改变,基于地缘因素的社交需求正在逐渐淡漠,而地缘社交淡漠,可能导致很多问题。
厉莉代表分析,个体由于平日缺乏沟通,发生问题时,不愿面对面协商沟通,更愿意诉诸第三方予以解决。而人际疏离导致社区内缺少具有足够公信力调处纠纷的第三方,最终结果就是由公权力担任第三方。除了诉诸法院以外,邻里纠纷最主要最直接的处理方式就是报警。据不完全统计,邻里关系引发的警情占110秩序类警情的半数左右。
“这些纠纷处理方式,无形当中增加了社会管理成本。更重要的是出警、裁判等具有强制力的行为,并非解决邻里纠纷的最佳方式,极易让矛盾升级。”厉莉代表说。
而解决办法之一就是涵养地缘社交氛围,构建和谐邻里关系。厉莉代表建议,创造更多面对面沟通交流的机会,增进社区成员之间的沟通了解。“针对邻里关系在公共安全、生活应急、居家养老、家务互助等方面的差异化优势,创新工作举措,优化实践路径,让地缘社交在满足人民群众的情感需求和现实需求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另外,厉莉代表建议,切实保障群众自治落于实处。在群众自治工作中,要特别重视中年、“轻老年”群体作用的发挥。
“按照我国现行退休制度,很多50~75岁的中年、‘轻老年’群体退离工作岗位回归家庭,社区成为他们的主要活动区域。这些中老年人往往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处世智慧,身体状况也处于较好状态。身心特点以及时间精力都特别适合在社区群众自治方面发挥作用。”厉莉代表说。
岳喜环代表认为,妇女群体在社区治理方面能发挥独特作用。“妇女有亲和力,妇女热心善良有韧性,沟通能力强,责任心强,乐于助人,善于处理家庭矛盾、邻里纠纷,是基层社会治理的‘稳定器’。此外,妇女群众是家庭的主要纽带,协调家庭成员之间关系能力强。”岳喜环代表建议应该充分发挥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独特作用,让好家庭好家教好家风蔚然成风,每个家庭和谐了,社会才能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