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沅君
热情似火的庐隐在1923年给已经升入北大国学门读研的冯沅君发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阿兰,我一向佩服你的智慧和勇敢……我们是最先有机会接受教育的时代新女性。我们不呼喊!我们不觉悟,谁能先觉悟!我们总不能忘了李先生(李大钊)的叮咛:新女性应当冲锋在前,妇女是顶着半边天的!”(严蓉仙:《冯沅君传》)
冯沅君上完李大钊先生的《女权运动史》和《伦理学》后,洋洋洒洒写了一篇《今后吾国女子之道德问题》的议论文,发表在女高师的《文艺会刊》上。她深刻地剖析道:“‘三纲’‘五常’是阶级制度的产品,是宗法制度的产品……回首看看我们妇女,尚在苦海沉沦,令人触目心伤……女子不应被金钱引诱,不受势力迫害,不能仅做一个贤母良妻;要为真理活动,正义活动,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社会人物。”(严蓉仙:《冯沅君传》)
冯沅君是冷静、理性、坚毅的女性,又是见解独到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的才女, 1924年她开始投入文学创作,一口气以淦女士的笔名创作出《隔绝》《旅行》《慈母》《隔绝之后》等多篇小说。这组小说以她和王品青的恋爱为题材,以争取恋爱自由为主题,猛烈地向封建道德与礼教、宗法制度进行了讨伐。一时间她的名声大作,由她的小说引发的新旧两派的论战势不两立。
她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热烈而坚定,虽然故事的结局悲惨,但作者的姿态是决绝的。她作品中流露的情绪与庐隐的不同,庐隐是哀伤、忧郁,找不到生活的意义,她表现的是热烈与决绝,给了读者一种精神的鼓励。而且她将束缚年轻人的责任归罪于宗法制度与传统思想,她在《隔绝之后》中悲惨地呼喊出:“阿母,你也不要怨我,我也不怨你。破坏我们中间的爱情的是两个不相容的思想冲突。假如以后这样的冲突不消失,这种惨剧决不能绝迹于人类舞台上。”她的这种认知比起当时的许多女性要深刻得多。
她是以抗争的青年女性的姿态登上文坛的,五四在她的作品中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她以这一形象列入五四新文学女作家的行列,与庐隐形成珠联璧合的一对。她收入《卷葹》小说集中的一批小说,是对传统规范的挑战,她的这一主题触动的正是五四时代的热点与神经。“因为爱情是那个时代蔑视世俗和旧规范的青年阵营的一面旗帜,一面不可多得的旗帜。(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实际上,这也是五四当年一大批时代女性的切身经历。冯沅君的反传统意识是清醒的,态度是坚决的。这就是为什么她的小说重要,它影响的是五四一代青年女性。
冯沅君在文坛上只创作了四五年,就退出了文坛,但由于她小说的价值,她永远留在了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上。各类现代文学史的选家在选集作家作品时都有她的位置,都对她有很高的评价。诸如:她是一个与旧礼教搏斗的勇敢女性,她是新文学史上一位健将,她是新女性作家的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