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身份与共生：巴特勒的相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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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当代最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之一、美国女性主义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携手不同领域的学者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围绕“相生之道”就“共生”“相互依存”“非暴力”等议题展开讨论。巴特勒从批判个体主义开始阐释了她对人的权利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演讲围绕“个人身份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的”“冲突能否以非暴力化解”三个问题展开。

■ 章羽

8月14日，当代最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之一、美国女性主义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携手不同领域的学者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围绕“相生之道”就“共生”“相互依存”“非暴力”等议题展开讨论。讲座由纽约市立大学哲学教授李圭和复旦大学政治哲学副教授林曦共同主持。

“我们”的内部复杂性

巴特勒提出，每一个人所追求的目标可能都是相互冲突的，因此“我们”其实没有内部统一性。“我们”的内部具有各种复杂性，每个人生活的历史、所讲的语言、所来自的地方可能都千差万别，所以那些不在场的人，那些成为历史的人，那些将来会出现的人都会对定义“我们”产生影响。

在美国，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会鼓吹说“我们”是从自然状态过渡到现在社会的政治现实。自然状态下我们每个人已经是相互独立的个体，而且相互独立个体间会发生冲突。巴特勒指出这种说法并没有说明每个人如何进行个体化，也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人和人的关系首先是相互冲突，而不应该是其他的情感，比如说相互依赖、唇齿相依或是相互爱慕。

对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来讲，他们通常假设存在这样一个人，就像《鲁滨逊漂流记》里的鲁滨逊一样，他是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个体， 且通常是成年男性。同时他又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和经济需求，正是因为这种社会和经济的需求会导致他在自然状态中被打破，在遭遇其他人的时候就产生了社会冲突。

巴特勒认为这种自然状态是我们想象出来的产物，这样的虚构和想象出来的自然状态是为了要证明某种力量，用这种力量来干预我们的社会生活、政治与经济，这种想象的产物被当成人类生活的基础。因此，她更关注这种想象的产物是如何与权力结构、权力运作方式以及社会机理勾连在一起。

在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看来，这样一种自然状态下的个体被假定为不需要长大，一生下来就是一个成年人，而且一生下来就是一个成年男性，他不需要经过嗷嗷待哺的阶段，也不需要经过别人抚养他长大的阶段。他同时也不需要依赖各种各样的社会制度来学习各种技能。而且这样的个体天生就有了自己的社会性别，其预设的社会性别就是男性气质。这样的成年男性的背后已经有了很多预设的内容。

我们透过这样的预设，要看到其背后隐藏的性别等级和性别不平等以及这样预设背后出现的异化。在许多女性主义学者看来，这样的社会契约论本身就包含了性的成分，是一种性的社会契约论，在这里没有女人，有的只是个体化的成年异性恋男性，女人是作为男性的附庸品而存在的。但无论如何社会契约论都没有假设人和人是需要相互依赖，相互依靠的。

如何理解平等和非暴力的关系

非暴力并不是对暴力的绝对压制，而是要在暴力最有可能发生的地方去发现非暴力的因素。其实这样一种非暴力的看法和观点的出发点就是假设我们是相互依赖、唇齿相依的。那么我们如何理解平等和非暴力的关系？要考虑每个生命都是等价的，每个生命的丧失都是值得哀悼的。

每个个体都要经历个体化的过程，没有人天生是一个个体，其实无论我们如何个体化都无法脱离我们人与人相互依靠的本质和存在。法国学者拉康曾有过一个著名的说法：镜像阶段。说的是有一个小男孩看着镜中的自己以为这个世界只有他一个人站在镜子面前，但是他不知道其实背后是他的妈妈抱着他，或者是有其他的支撑物在支撑着他站在镜子面前。在巴特勒看来自由个人主义政治思想家所构想的自给自足的个人其实也是镜像阶段。这样的想象变成了超越时空的成年男人和一种男性气质，完全摒弃了其背后所需要的社会性支持和依赖。在一个国家里我们将相互依靠，在全球的范围里也是如此，每一个国家、民族和地区都是唇齿相依的。

还有一点需要考虑的是：每一个生命是不是都是值得哀悼的。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生命可值得哀悼的特征的分布是不均匀和不平等的。这种可哀悼的特征和我们活着的状态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它赋予了每一条生命不同的不等值的价值。这涉及我们是否能被平等对待这样基本的问题。我们看到这种可哀悼性分布的不平等，也应当引入到我们对平等和暴力的讨论中来。

在我们的社会关系里其实都会有冲突和矛盾，这就会涉及暴力的使用问题。暴力在什么时候被使用是正当的，这里就有一个概念叫自我防卫。自我防卫和禁止暴力本身是一对孪生的概念。暴力针对那些不是属于“咱们”的人。非暴力貌似是一个道德的问题，到最后会变成一个政治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就会去区分什么生命是值得保护的，什么生命是不值得保护的。就会有一个生命权利的问题去区分哪些生命是值得哀悼的，哪些生命是不值得哀悼的。

巴特勒认为如果我们要保护生命就需要一种完全和彻底的平等主义主张，需要一种激进的平等主义主张，因此非暴力的伦理立场需要和一种激进的平等论联系在一起。我们去实践非暴力，需要反对生命权利中的种族主义和战争逻辑。因为这样的一种生命权利会人为地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关于国家垄断了暴力的形式，在批评家葛兰西和本雅明都有过论述，但反对暴力是要看到，暴力不一定通过拳头来表现，也可以通过制度的形式来体现。这样的制度也同样把我们个体划分成三六九等。所以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看法和观念，这样才能改变我们当下的伦理和政治生活。

现场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巴特勒教授的讲座做了回应。李圭着重讨论个体如何成为个体的过程。从论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展开分析，对“朋”做了古汉字分解，将座位、空间和朋友不同概念关联在一起阐述成为朋友的过程。林曦认为人和人之间相互依赖的前提条件是我们要深刻意识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浮现在我们面前的。用列维纳斯的话来说我们在进入一段社会关系之前，首先是看到“他者”的那张脸。“他者”的脸在我们面前浮现，使得我们在道义上承担了这样一种责任，必须要为这样的社会关系，要为这样的共存进行一种道义上的反思和承担。

独立策展人、Artforum中文网编辑张涵露认为将“和”作为希望的结果会压制差异，以此导致生命受到某种伤害。有两种避免冲突的方式，一种是避免冲突把差异变同化，一种是分割空间制造围墙。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教授张念认为人类能够团结在一起是基于我们共同的恐惧心理。身体很重要，经由身体我们知道我们亲近什么、排斥什么、理解什么。身体在寻找自身的愉悦，感受自己感性秩序的时候，就会遭受巴特勒所说的性别描述。在很多年轻人看来，这个描述是别人给我的，尽管我不知道我是谁，但不按照你的描述就会出现一种恐慌。酷儿运动、同性恋运动、女性主义运动正在教会我们一种政治实践的智慧：我不需要你的描述，我通过我的身体实践，我发明我自己。

（作者为上海理工大学性别与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