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需要女性更“向前一步”

■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评论员 莫兰

一直以来，虽然女性深度参与了STEM（即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四门学科英文首字母的缩写）领域的发展并且贡献卓著——包括为人类破译DNA做出贡献、发现镭等等，科技行业却被视为“男人的世界”——性别歧视的“傲慢与偏见”阻止了女性的进入。即使有女性凭借过人的才华和超强的韧性冲破层层樊篱闯进这一“男性专区”，能抢到“话筒”的机会也非常少，而且声音很微弱。

几组数据所呈现出的科技界性别分布概貌相当严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年发布的科学报告显示，女性占世界学士和硕士毕业生的53％，博士的43％，但只有28％的研究人员是女性。具体到科技公司，招聘公司HiringSolved的一项研究称，在硅谷前25大科技公司中，只有19.6%的员工是女性。

而在我国，载至今年5月，科技工作者中女性占比近四成，约为3600万人，“高位缺席”现象较为严重，而且某些领域情况不容乐观。2016年程序员客栈联合稀土掘金对全国28个省、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的10万多名程序员的调查结果显示，男性占到接近76.9%的绝对多数，男女比例超过了12：1。

这些数据交叉印证了一个确凿的事实：无论是基数抑或“塔尖”，女性都是科技界的“绝对少数”。

人们不禁要问：为何在科技领域的“议事厅”里，女性只是“少数派”？

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一项研究分析了1200多篇关于女性在STEM中比例不多的论文，最终选出最能解释性别分布的三个因素：缺少大学预科经历，能力有性别差异的信念和打击女性参与度的男权文化。从中可见，除去“缺少大学预科经历”这一硬性指标外，另外两项均为社会性别不平等文化打压、束缚女性的体现。

其中，研究揭示男权文化的影响主要分布在三个方面：一为与女性自我感知相矛盾的关于该领域的刻板印象，二是关于女性能力的负面印象，三乃榜样的缺乏。这些因素交织释放出“女性不属于这里”的强烈信号，阻挡女性对这些领域产生兴趣，“知难而退”，甚至望而却步。

而皮尤研究中心今年1月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更直观地揭开了STEM领域中普遍存在的性别问题的“盖子”：半数女性曾遭受性别歧视，22%的女性是性骚扰的受害者。前不久的2018硅谷女性精英职场峰会上，来自领英、谷歌等公司的多名资深科技圈从业女性也吐露了相似的烦恼。正是基于女性身份而招致的歧视与伤害，让诸多女性自觉或被迫退出了科技领域的“议事厅”，即使坚持留了下来，也被拒绝在被默认为“男性专属”的“重要椅子”上就座——硅兔赛跑的统计数据显示，国外科技行业投资决策团队中女性比例仅为11%。

然而，所谓“男性专属”并非天赋权利，而是建构在不平等的性别文化的基石之上。2014年美国一项国家教育进展评估调查显示，关于技术与社会、设计与系统、信息与通信技术这三大领域，在逾两万名13~14岁的受试女孩中，45%的人表现良好；相比之下，这一数据的男孩比例仅为42%。

对科技界女性不公的性别歧视与伤害严重阻碍了其创造与发展的步履，亦是人类社会的巨大损失。它不应是“房间里的大象”，可以视而不见，掩耳盗铃地装作其不存在。

尽管改革任务艰巨，但远非不可行。诚如前文所述，全球整体数据仍然呈现性别严重失衡，但亦可看到，女性群体长期不懈的抗争，正在令松动与改进悄然发生。

2014年，迫于多方压力，谷歌、雅虎、Facebook、Twitter 等公司相继公布了女性和少数族裔的员工雇佣信息，结果毫无悬念：白人男性主导了硅谷科技圈。不久，多家公司宣布投入数亿资金用以改善工作环境和氛围，让公司更加具有多样性和包容性。

投资与整改的效果在3年后初现端倪。据一家德国数据公司披露的调研数据，2017年Facebook女性员工比例为35%，其中技术岗位占19%，两者都比2015年提高了3%；而谷歌女性员工比例为31%，其中技术岗位占20%，与两年前相比分别提高了1%和2%。

不仅如此，Facebook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与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完美搭档的“桑德伯格-扎克伯格模式”这一成功案例，助长了近年来“寻找另一位谢丽尔”的女性首席运营官热，任命包括：爱彼迎的比琳达·约翰逊、WeWork的詹妮弗·博伦特、Compass的梅埃勒·盖威特以及Twitch的莎拉·克里门斯等。

尽管首席运营官被诟病只是“沉默的助手”“办公室主任”甚至“保姆”，但诸多先例表明，这一职位确是通往首席执行官座椅的有效路径之一。《财富》500强榜单上的“传统经济”大企业中，不少女性首席执行官就是由首席运营官提拔而来，美国好时公司的米歇尔·巴克即为最新一例。

相比之下，中国科技行业捧出的性别平等成绩单更为惊艳——

超过55%的科技创业企业由女性创办，远高于美国的22%。

据硅谷银行对美国、英国和中国约900家客户的调研显示，关于公司“C级别”高管中的女性数量问题，54%的美国公司和53%的英国公司的回答是“一位或更多”；在中国公司，这一比例高达80%。至于董事会层面，只有34%的美国公司和39%的英国公司有一位或更多女性董事；同样情形的中国公司则呈现61%的高比例。

滴滴出行董事长柳青、蚂蚁金服原董事长彭蕾、今日资本集团创始人兼执行合伙人徐新、真格基金首席执行官方爱之、VIPKID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米雯娟、今日头条高级副总裁柳甄、携程旅行网首席执行官孙洁……一个个杰出女性的名字熠熠生辉。

与大胆地“往桌前坐”的女性身影增多相对应的，是世界科技的迅猛发展。包括美国、日本、韩国、德国、瑞士、瑞典等发达国家已进入科技进步贡献率达70%以上的创新型国家行列，由“跟跑”变“并跑”的中国也在加速“弯道超车”——2017年中国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7.5%，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30%。

事实证明，世界需要科学，科学需要女性，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女性更加“向前一步”。因为，“只有那些拥有全部人才的经济体才能保持竞争力，才能繁荣昌盛。但更重要的是，性别平等关乎社会正义。作为人类共同体，我们也有义务确保一套均衡的价值观。”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博士的这席话，生动地道出了性别平等的真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