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美国性别平等观念反复之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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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呈现海外性别研究者的最新成果，搭建中外学人交流的平台，《新女学周刊》特开设“名师讲堂”栏目，对海外性别研究名家在高校、科研院所开展的学术讲座、交流活动进行推介。本期推出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社会学系主任舒晓灵教授，近日在上海大学举办的“超越停滞的性别革命：1977~2016美国性别观念的历史与代际变迁”讲座。舒教授结合其近期研究成果，解释了美国社会性别平等观念在1990年代停滞下降又在2000年代中期上升这一谜题。

■ 杨双双 计迎春

近日，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社会学系主任，兼任东亚中心主任的舒晓灵教授在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举行讲座，讲座内容主要围绕她和博士生凯尔西·米格尔（Kelsey Meagher）今年发表于国际顶尖社会学期刊《社会力》的论文《超越停滞的性别革命：1977~2016美国性别观念的历史与代际变迁》展开，此论文为美国自1990年代中期美国性别观念趋势的下降与回升趋势,提供了一个结构性的解释。

本次讲座中呈现的研究缘起于戴维·科特（David Cotter）, 乔恩·M.赫姆森（Joean M.Hermsen）和里弗·凡尼曼（Reeve Vanneman）2011年发表于《美国社会学杂志》的一篇文章，即经典社会学论文《社会性别革命的结束？1977~2008社会性别角色态度》。该文提出了一个疑难问题，即在美国一直处于上升趋势的性别平等观念为何在1990年代中期转向并下降，直到2010年才恢复到下降前的水平，且这个趋势在不同种族、代际、阶层等人群中都能被观察到。但科特的文章只给出了“区别但平等”的性别模式兴起这样一个宽泛的文化解释，舒教授认为这并不能解释近来性别平等观念的反复，因此她想要做一个能够为美国性别观念趋势的下降与回升找到一个结构性或人口性解释的研究，从而解决科特等人的文章提出却未能深层解释的疑难问题。

探究宏观社会结构变迁对性别观念的影响

社会学研究往往认为世代轮替是价值变迁的主要推动力，由于不同世代的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事件，拥有不同的特性与观念，因此世代更替会逐渐推动社会观念的变迁。此外，也有丰富的研究关注如教育、家庭、女性就业这样个体/微观层面的变迁对价值观念的影响。除了代际更替和微观特性的变迁，很少有研究考虑到宏大历史变迁对性别观念的影响。因此，舒教授将重点放在考察历史变迁对性别观念的影响上，并控制了代际轮替和微观特性变迁的影响。

这篇论文中主要检验了三个历史变迁对美国社会性别观念变迁的作用：劳动力市场性别平等、经济繁荣程度、男性过劳率，并基于此提出了三个假设：结构平等假设、富裕任性假设、过劳假设。结构平等假设认为，更平等的劳动力市场与更平等的性别观念相关；更具体来说，1990年代中期至2000年代中期，劳动力市场中停滞的性别平等与同期性别平等观念的下降相关。富裕任性假设认为，经济富裕时，性别观念更保守，因此在相对富裕的1990年代中期至2000年代中期，性别观念更保守。最后一个过劳假设认为，当更多的男性长时间工作时，性别观念更保守；具体来讲，男性过劳率在1990年代中期至2000年代的上升与更保守的性别观念相关。

研究采用了1977~2016年美国综合社会调查（GSS）的共20轮数据来检验三个研究假设。受制于历史研究的局限，研究在测量因变量性别平等观念时未能对水平层面（男性女性拥有不同分工）和分等级次序（男性比女性更优越）的性别观念作出区分，只能尽量选择以往的问卷中都涉及的问题。但值得提到的是，舒教授在建构每一个变量时都考虑得十分仔细周全，比如在建构作为控制变量的代际时，不同于以往机械地切分代际的方式，而是按照美国历史和鲜明的代际特点将人群分为最伟大的一代、沉默一代、婴儿潮一代、X一代和千禧一代。其核心自变量是职场性别平等程度、经济繁荣程度、男性过劳率，分别用前一年的妇女就业率与男女收入比例的指数、GDP增长率、男性每周工作超过50小时的比率来测量。研究采用了APC模型，这种模型使得研究能够同时检验出年龄（个人/微观层面）、代际（人口层面）和时期（宏观历史层面）对性别观念的影响。

劳动力市场性别平等状况与社会性别平等观念变迁的联系

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虽然在研究时段内性别观念的变化大多数出现在个体层面，但这些个体层面的影响并不能解释性别平等观念趋势在1990年代的停滞以及之后的下降。因此，研究检验了是代际还是社会历史变迁与美国社会性别平等观念变迁相联系。研究发现，人口世代更替很好地解释了1990年代中期以前性别平等观念的上升趋势，但不能解释此后到2000年早期性别平等观念下降，以及2000年中期以来性别平等观念上升的谜题。

舒教授的一大贡献则在于找到了社会性别观念变迁与劳动力市场性别平等状况、男性过劳率两大社会历史变迁的联系。其中，劳动力市场性别平等状况的历史变迁解释掉了43.8%的性别观念变迁，男性过劳率则解释了14.7%的性别观念变迁。劳动力市场性别平等状况与1970年代晚期至1990年代早期社会性别观念的变化趋势最为紧密的相关，但与之后的下降再上升的历史趋势无关。这就引出了研究的另一大贡献，即找到了理解1990年代后期到2000年代中期美国社会停滞的性别革命这一谜题的关键——即同时期男性过劳率的上升。研究结果显示，男性过劳率的历史变化与美国性别观念趋势变迁几乎一致。因此，舒教授的研究突破了科特等人研究的局限性，成功地找到了一个解释美国社会性别平等观念在1990年代停滞下降又在2000年代中期上升这一疑难点的机制。

未竟的探索与思考的空间

舒教授的研究不仅仅为美国性别观念变迁史上的一个疑难问题提出了一个可能的解释，也留给读者们很多思考的空间，比如这种社会结构的变迁与态度、价值观的改变是否存在因果机制，性别平等观念上升趋势的停滞还存在哪些可能的解释，甚至为什么是男性过劳率而非女性过劳率与性别观念的历史变迁产生联系也值得更加深入的探究，这也似乎与Paula England“不均衡且停滞的性别革命”的观点遥相呼应。那么男性过劳工作究竟是以怎样的机制与性别观念相联系的呢？是通过影响家庭内部的男女性别分工和地位对比，还是女性处理家庭—工作冲突的策略调整，抑或是其他途径呢？随着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和市场转型的不断深入，这些问题和中国的男女劳动者以及中国的家庭和劳动政策都有很大的相关性。

除了深入浅出地讲解这篇论文之外，舒教授还与出席者进行了交流，并且讲述了自己为何持有对于宏大变迁主题的强烈兴趣。舒教授亲身经历了中国历史几十年来的巨大变迁，深刻地感受到了政治经济上的动荡与改变对人类命运的巨大影响。正是由于对历史力量的这种感知，她的研究也总是试图找回历史的力量，用历史的变迁和动力来解释研究问题。将自身的人生经历与研究结合起来，并且将自己真正的兴趣投射到研究当中去，这是舒教授的讲座带给大家的、超越论文本身的启示。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