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受袭的加沙地带疗愈创伤

从2016年起阿萨夫便在哈亚特中心接受社会心理支持。

贾巴利亚难民营是加沙地带八大难民营之一，在这1.4平方公里的区域中居住着将近12万难民。(图片来源：联合国妇女署 Eunjin Jeong/摄)

■ 赵韵梁

190万人栖身于加沙地带，而其中72%是难民。萨米娅·阿萨夫和她的家人是在这里生活的第三代难民。经历过一场毁灭性的伤痛后，阿萨夫通过一个联合国妇女署支持创办的项目发现了她人生的意义。而今天，她已经俨然成为许多人的榜样。

如果你现在见到萨米娅·阿萨夫，你绝不会将她与她所经历过的磨难联系起来，除非她亲口讲述给你。她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海亚特中心一个社会心理互助小组活跃成员，为来到这里寻求从暴力创伤的阴影中脱身的妇女们提供帮助。

阿萨夫1967年于加沙地带的努赛莱特难民营出生。“在加沙做一名难民意味着你要在成长过程中旁观各种你不想看到的事情：暴力、你的邻居被逮捕、被摧毁的家和极度的贫困，”她这样描述她不寻常的童年。

仅仅16岁时，阿萨夫就由于父母抚养乏力而被迫出嫁。她来到贾巴利亚难民营与丈夫一同生活，并在17岁时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她又接连生了6个孩子，这其中的4个也有了自己的孩子。难民营的生活是这个家庭对世界的全部认知。

阿萨夫唯一离开加沙地带的一次，是在救护车上。那是2014年的夏季，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阿萨夫在营中被飞溅的弹片击中，她的左下颌瞬间粉碎，肩膀也受了伤。她被转移到埃及的一家医院，并在那里疗养了4个月。在住院的第一个月，她只能通过一个气孔——也就是一个在她脖子上插入气管的创口——呼吸。

这场事故留下了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伤疤。她的面部不幸毁容， 并且需要做进一步的修复手术，但心理上的创伤比肉体上的伤口更深。即使是在埃及的医院里命悬一线之时，阿萨夫也一直为她的孩子们的安全深感恐惧。在受伤前的几天，她将自己的孩子送去一所联合国创办的学校附近的祖父母家中，以为这片地区会更安全。第二天，这所学校就受到了炸弹袭击，事故造成了19人遇难。

“幸运的是，我的孩子们毫发无伤，”她解释道，“但是，在这之后我一直感到紧张，因为我意识到没有一寸土地对我的孩子们来说是安全的。”

自从她回到加沙地带之后，这种焦虑感更甚。阿萨夫接受了社会心理方面的帮助。自2016年起，她便在哈亚特中心接受社会心理治疗。

“我总是很愤怒，并且不能容忍任何烦扰……更甚者是，我的伤口感染了，并且需要在加沙经历再一次的手术治疗。这给了我巨大的心理压力，我感到我再也无法承受了，“她回忆说。

阿萨夫生活的转折点是从那些哈亚特中心（由联合国妇女署支持创办，由西班牙和意大利政府出资）的社工开始关注她起。哈亚特中心为妇女和女孩们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心理方面的支持。

在中心的帮助下，阿萨夫接触到了社会心理咨询，并与其他同样在与战争创伤作斗争的女性们一道，参与了名为“心理剧”的社会心理疗法。该疗法运用戏剧和角色扮演来治愈创伤。

“和真正懂得她的遭遇并且愿意认真倾听她的诉说的女性们在一起，萨米娅放下了心墙，与她们分享她的挫败感与恐惧，并从其他女性的经历中获取经验，”从2016年起便在哈亚特中心跟进阿萨夫病例的瓦法·艾德说道。

“哈亚特中心给了我在伤痛过后第一次走出家门的机会……我开始了新的生活，”阿萨夫补充道。

这些天，她每月会来中心一次，和其他为了寻求社会心理方面帮助而来到这里的女性们分享她的经历，给予她们鼓励和启迪。

“阿萨夫的经历可以很好地证明，特定的社会心理介入治疗对于改善加沙地带的难民女性生活十分必要，尤其是对于那些直接被政治冲突所伤害的女性们，”加沙地带联合国妇女署办公室主任荷芭·扎亚安说，这也证明了，为一个个体提供的帮助不仅能帮助到一位女性，还能造福于其他女性，甚至整个家庭。这就是对女性的社会心理支持的力量所在。

在今天，有130万巴勒斯坦的难民居住在加沙地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旷日持久的冲突对两国人民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已然被迫面对性别暴力和歧视问题的妇女和女童们，还要与残疾、创伤、失业和阶层固化作斗争。西班牙国际合作开发署在2016年，意大利国际合作开发署在2017~2018年出资支持联合国妇女署，已经为约旦河西岸地区与加沙地带的超过6000名性别暴力女性幸存者，包括女性难民，提供了住所、社会心理帮助和其他必要的服务。

（为保护幸存者隐私，文中所用姓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