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历史唯物主义渗透到性别和劳动议题中

葛希芝教授引用三个案例研究阐述了田野工作的方法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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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被誉为“欧美最后一位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的葛希芝教授在上海大学举办系列讲座，论述了社会性别、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学科史议题。性别视角是葛教授贯穿于二重性生产方式的重要线索，她思考的是文化建构与生物本能之间无法分割的既依赖又斗争的关系，而劳动进一步嵌入到人的血肉之躯之中，是人类获取生计资料的重要手段和历史内容。葛教授将历史唯物主义渗透到性别和劳动的言说中，并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 计迎春 马丹丹

近日，被誉为“欧美最后一位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的葛希芝教授在上海大学举办系列讲座，论述了社会性别、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学科史议题。这有助于从事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专业的研究学者从社会性别的角度、从社会科学整体论的角度重新认识、把握人类学。

葛教授曾就职于密西根州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主要研究中国汉人社会、阶层和性别关系。其代表性著作有：《中国工人阶级生活》《中国马达》《缠足》等。其中《中国马达》已经由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所的张佩国教授、马丹丹副教授等翻译出版。

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别不平等的出现

在主题为“性与性别：更加清晰地认识女人”的讲座中，葛教授从人类社会进化的历史角度出发，分析了人类社会的文明化进程和权力集中化的关系。

她指出，西方的人类学家们不再把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简单的阶梯式的发展过程——比如从社群到部落到国家，或者从母系到父系的转变。国家也许促使周边部落变成了相对简单然而更为不平等的社会，产生了多元化的亲属/性别体系。根据萨林斯的理论，早期人类生活在自然资源极其丰富的环境里，每天的工作时间只有4小时，人们享有极大的自由。在这种社会里，女性提供了大约80%的食物。女性从事日常采集，而男性每个月仅狩猎几次。虽然猎捕大型动物听起来比采摘浆果远为激动人心，但是这并不影响男女两性之间的权力平衡。在这种相对平等的社会里，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技术和才能，因而拥有不同的权力和威望。一个人的专长并不使得他拥有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当然这种平等并不完美。在这个时期，人们无需非常辛劳地工作，也不必为别人工作，或者强迫别人工作。

那么在性别相对平等的情况下，是否有性别分工呢？葛教授引用朱迪斯·布朗的理论，强调了女性工作的可间断性，女性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做饭，身兼数任。而男人则是勇于冒险，危险、刺激的活动往往能激发男人的征服欲，例如狩猎、战争。尽管在不同的社会里性别分工有所不同，但是不同的环境下，履行母职是女性不变的生活职责。正是这种结合型塑了不同社会的性别差异。然而女性工作的可间断性并不是说女性工作不重要。比如制造皮革和鞋子、做棉衣的工作可以使得人们不至于在严寒天气中冻死。

前工业社会时代西北欧女性的婚姻和工作模式

在主题为“欧洲和中国的女孩在前工业化时期的工作与婚姻”的讲座中，葛教授借用左拉的小说阐述西北欧的求偶习俗。

在西北欧，女孩子到17岁会穿上她的求偶斗篷和男朋友见面。因为姑娘的斗篷从脖子垂到脚踝，这给了恋人良多的隐秘时光。只要他们不坐下或躺下或静立过久，他们可以尽可能的亲密。当然他们必须非常小心不要怀孕。社区、政府和教会对于女性的婚前性行为惩罚尤为严厉。

相比于其他早婚和普婚的传统社会，西北欧女性往往晚结婚10年之久，且大约15%的女性终身不婚。在西北欧，夫妻关系是所有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关系。一旦结婚，西北欧女性很快生孩子，一般会生6个左右。和中国相比，她们结婚比较晚，但是生孩子的间隔很短。在传统的西北欧社会，孩子成人后就离开原生家庭，在外谋生、组建家庭，直到抚养自己的孩子成人，就这样循环往复。这是一种单行道的代际关系。而父母亲应该可以自顾到老。

西北欧拥有世界上最为肥沃的草场，滋养了大量的牛群，牛奶的产量极高。西北欧的男人们从事烧林开荒、捕鱼打猎等劳动，把侍弄牛羊和生产奶制品的劳动留给女人。而女人一旦结婚，很快就开始生育很多孩子。因此，葛教授假设，未婚的年轻女性填补了这种基于长途贸易而产生的劳动力的需求。

年轻人在别人的家庭里工作，并有工资合同。他们吃住在雇主家里，同时也向雇主学习各种技能。在每年的招聘会上，他们可以找新的工作。在工作的同时，寻找婚姻对象。这和中国、印度和中东以及其他前工业时期的农业社会不同。

田野工作的项目计划与方法

在“田野工作的项目计划与方法”中，葛教授引用三个案例研究阐述了田野工作的方法与经验。

研究案例一关注中国台北和成都的女商人和孩子。中国的家庭往往在资源和利益上进行权衡谈判。葛希芝教授的假设是：对于台北和成都的女商人来说，拥有资本自主创业是否让她们减少生育？研究结果表明，台北的年轻女性和年长女性和成都的年长女性通过控制生育来减轻自己的劳动负担。

案例二关注缠足和女孩的劳动。为什么在中国曾有过缠足这样一种暴力形式的性别实践呢？社会重要性的背后往往具有经济或者政治因素。缠足好像没有一种政治鼓励在背后作用，那么经济可能是重要的考量。假设是：四川家庭需要女孩为家族经营活动工作，通过缠足来对她们进行控制。研究发现，缠足的女孩并没有嫁得更好。女孩的缠足似乎与她们为家族进行的工作有关，而且发挥了重要的家庭经济支持作用。基于中国缠足、中东的面纱和非洲的割阴等多样化经验，葛教授提出“超级性别”（hypergendering）的概念。

案例三是葛教授对她的丈夫武雅士从事的“童养媳”研究的介绍。弗洛伊德假设：近亲之间的乱伦禁忌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基本特征。1960年代，武雅士对中国台湾的乡村儿童进行了两年的研究，他发现，当地60%的女婴出生后会被送到一个新的家庭做“童养媳”。利用日本警察记录的完整的户籍资料，他进一步发现，童养媳婚姻的生育率要低于正常婚姻，童养媳的离婚率比正常婚姻的离婚率要高。武雅士用童养媳的案例验证了“乱伦禁忌”：在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性吸引倾向于发生在家庭成员之外的男女之间。

性别视角不仅仅是葛希芝教授贯穿于二重性生产方式的重要线索，而且也是一个普遍的人性的切入，她思考的是文化建构与生物本能之间的无法分割的既依赖又斗争的关系，劳动又进一步嵌入到人的血肉之躯之中，是人类获取生计资料的重要手段和历史内容。男人和女人的生物差别并不能抹杀人性的普遍性。反过来，无论将文化的建构作用放置在什么位置，人的生物性基础以及两性的生物差别始终不能简化为忽略不计的存在。葛教授将历史唯物主义渗透到性别和劳动的言说并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计迎春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马丹丹为该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