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后的低保政策更被农民认可

□ 朱云

前不久回家乡，县民政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对我说，2017年低保政策实行起来比上年受到的阻力要小很多，农民因为低保评选不公的上访少了，农民对于低保政策的接受度和认可度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为何发生这一变化？这得益于2016年国家对低保政策的大调整和当地政府及村组干部所做的工作。

我国的低保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实行，2000年以来，低保补贴数量每年都会有不低于10元的增幅，至最近几年，低保补贴最高达到了人均360多元。不仅如此，低保政策还打包了一系列惠民政策，比如，享受低保的家庭，卫生医疗报销比例更高，就业有政府支持，子女就学、住房改造等有更多补贴。这对许多人是很有诱惑的。在一次基层调研期间，一名乡镇干部对我说：“以前的低保，没人争也没人抢，甚至有人以得低保为耻，给他还不要。后来，利益越来越大，这个人得了，那个人也想着得。”

大调整之前，低保名额是指标化的，而且名额比较多，在一些地方已经惠及了部分中等经济收入的农村家庭，这部分家庭在农村占多数，这就造成了由于评议不规范带来的部分农民心理失衡。另一方面，名额指标化给评议增加了不小的难度，按照指标分配会疏于对实际情况的把握和了解，虽然低保发下去了，但是实际效果却没有预期的好，而且还造成了不公平的情况，由此带来的农民上访现象屡见不鲜。

此外，低保评议审批人为因素多且不公开。低保评选不透明使得其操作具有很大的人为可控性，这就造成了遗留到现在的“人情保”和“关系保”问题。

以往的低保政策本身及在实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乡村社会带来了诸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如此大的利益让某些农民心理失衡，之前得了利益的不想被清退，没得到利益的争着想要。其次是对于中国劳动致富的传统伦理观念的冲击，靠低保就能养活自己，何必要去劳动？以贫为荣、懒汉现象的出现，就很明显地违背了这一兜底政策的初衷。再次，对于家庭伦理的影响。原先的低保政策以个人保为主，一些家庭中的子女虽然经济条件比较好，但是看到父母领着低保补贴，就不管老人的赡养了。

而调整之后的低保政策，则有效地避免了上述问题，因而更被农民认可，实行起来阻力也更小。

首先是低保评定更加规范。其一是评定透明化。乡镇人民政府对申请低保的家庭提出建议意见，并且将候选名单进行为期7天的公示，公示期过后再报县级民政部门审批，这种公开透明使得评选变得更加正规和公平；其二是评选标准更加注重对家庭整体状况的考察。仅仅家庭成员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还不够，乡镇政府必须对申请人的家庭财产状况进行核查，比如，子女有足够好的经济条件的就不能享受。

其次是低保不再养懒汉。以前，在家乡靠吃低保做懒汉的情况并不少。我曾听到一位乡镇府驻村工作人员抱怨，他负责的那个村有一户低保户，家中三口人，妻子有精神病，有一个儿子在读中专，丈夫具备劳动能力，但没有从事任何劳动，整天赌博和酗酒。在新一轮的评议中，这样的低保户几乎毫无悬念地被调整出低保名单。现在的低保加大了整户保的比例，家乡要求达到60%，一户保一人和一户保两人的情况越来越少。这样的调整在于杜绝平均分配的不合理现象。

第三，调整后的低保政策更加关注农民自身的主体性。低保不再是纯输血式的，而是积极引导生活困难的农民依靠自身的劳动力改变现状，“低保不光荣，劳动才光荣”，同时，这种主体性也体现在对担当代际之间的家庭责任的重视。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