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妇女发展的多元特色与有效路径

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妇联举办“产业到家 牵手妈妈”巾帼脱贫行动培训班，通过讲解理论知识和现场体验等形式，开展了家庭种植、家庭教育等内容培训。全县来自各行政村的近200名苗族、瑶族、壮族、侗族妇女主任参加了培训。图为少数民族妇女正在了解铁皮石斛种植情况。（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编者按

日前召开的“民族文化与社会性别”研讨会，聚焦少数民族妇女的经济参与和反贫困、政治参与和权益保障、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等议题。与会者认为，开展民族文化与社会性别研究具有推动性别平等与民族平等的双重意义。民族文化的多元共生为社会性别研究提供了肥沃土壤，研究成果也有助于消除性别歧视与民族偏见。应尊重少数民族妇女发展和社会地位提升的特有规律，促进少数民族妇女的内源式发展。

■ 丁娥

11月25日～26日，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妇女研究中心、女教授协会、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共同举办“民族文化与社会性别”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41家教学科研机构，12个民族的80名代表参会，对少数民族妇女的经济参与和反贫困、政治参与和权益保障、历史贡献与社会地位提升、教育获得与能力建设、社会保障的需求与供给，少数民族妇女在生育、婚姻、家庭、服饰、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方面的文化多样性进行了交流。

推进性别平等与发展民族文化密切相关

会上，与会者围绕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性别平等与发展民族文化的密切关系展开充分讨论。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中国少数民族妇女研究中心主任宋敏教授指出，少数民族妇女研究是中国妇女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研究的重要议题。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少数民族女性人口约5467万，开展民族文化与社会性别研究具有推动性别平等与民族平等的双重意义。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副会长巴莫阿依副会长指出，社会性别意识是社会文化的产物，人类学民族学关注文化多样性对性别认同、性别表达的影响，关注不同民族的民族文化对性别角色的塑造和性别行为的建构所起的作用，进而研究在两者交互影响下人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多元共生、繁荣发展，为社会性别调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范本和肥沃的土壤，推动民族文化与社会性别理论研究创新发展，有助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理论。通过深入研讨，凝聚共识，形成对策建议，纳入公共政策，相关成果将有助于消除性别歧视与民族偏见，在社会中树立正确的性别意识，培育先进的性别文化，营造不同性别和谐发展的良好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对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党的民族政策，依法保障少数民族妇女权益，激发调动少数民族妇女干事创业的热情，促进少数民族妇女发展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少数民族妇女文化的多样性

性别角色分工与生计方式密切相关。一直以来，整个社会对农业的重视，形成了农业性别角色分工模式主导社会性别文化的局面，而对游牧、采集、渔猎生计方式形态和价值的忽视，导致了对这些生计方式中性别角色分工的认识不够，性别角色文化多样性认识不足。新疆师范大学南快莫德格教授指出在游牧生计中，妇女不仅是社会人口生产与再生产的主体，也是家庭生计及其文化传承的主导者，因而一直以来游牧妇女在社会中居于较高地位。内蒙古妇女干部学院敖登格日勒副教授进一步指出，蒙古族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在游牧生产方式和连年不断的战争两个主要因素影响下形成的。随着农业化、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蒙古族生产方式出现牧业、半农半牧、农业和城镇四种不同的文化区域和经济方式，不同文化区域和经济方式对蒙古族妇女经济参与和社会地位产生不同影响，因此不能一概而论蒙古族妇女的社会地位，而要依据文化区域和经济方式来分析问题。

少数民族女性服饰等民俗文化呈现多样性。湖南女子学院周利群副教授、闽江学院陈栩副教授等对湖湘苗族、瑶族、土家族和福建畲族女性首服形制等的研究，展示了西南少数民族妇女服饰文化风貌独特、工艺精巧、款式多样、色彩鲜明、装饰性强的特点，表达了少数民族妇女对美的鉴赏和价值的多元。中央民族大学周梦副教授通过对贵州苗族妇女传统服饰的研究，深入阐释了少数民族妇女服饰具有的本民族文化历史记忆与表达、民族标识与认同、能力评判、仪式构成、身份标识和情感媒介的重要文化功能。湖南女子学院周红金副教授对江永女书的研究展示了少数民族妇女语言文字的多样性。

对少数民族妇女文化多样性的认识，除了对文化多样性、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发展创新本身的意义外，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云南社会科学院杜娟研究员通过对贵州黎平县养老院遭“冷遇”事件的观察，剖析侗族养老模式选择的内外动力，揭示了少数民族对养老、临终关怀选择背后深刻的生死观、生命观的含义，这些文化需求对社会保障提出特殊性需求，不了解这些选择背后的意义，社会保障往往事倍功半。

提高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地位的路径

此次研讨会上的诸多案例再次证明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依赖于妇女的社会贡献。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扶贫脱贫起，少数民族妇女一直都是脱贫攻坚的主力军。在“国家全面实现小康，少数民族一个也不能少”的引领下，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进入攻坚阶段”的当下，少数民族妇女的生力军作用将更加凸显。内蒙古妇女干部学校希茹副教授指出，简单的外援式反贫困方式会阻碍少数民族妇女能力建设，并对如何促进少数民族妇女内源式发展、超越援助提出了反思。

广西大学罗树杰教授对广西京族妇女改革开放前后经济收入和政治参与的比较研究发现，改革开放前京族妇女经济文化地位低，但政治参与机会多，改革开放后京族妇女就业机会增多，经济收入提高，文化地位提高，但是政治参与热情下降，参与程度降低，表明生计方式变迁并不必然带来少数民族妇女地位的提高，妇女参与政治生活等公共事务受到“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社会对妇女参政议政重要性认识不够，少数民族妇女对自身能力持怀疑态度，参加教育培训和自主学习时间、精力和动力不足及妇女参政议政体制机制不健全的共同影响。

而少数民族妇女内源式发展和政治参与的主要内部动力在于少数民族妇女自我意识、自我期待、自我效能感的提升，其路径主要依赖于教育和能力建设。云南民族大学杨国才教授指出，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地位提升与其受教育程度息息相关。通过对云南省少数民族女性学校教育情况的分析，可窥见少数民族妇女教育存在族际差距、地域差距、城乡差距、阶层差距和性别差距的多维度差距，因此需要采取少数民族女性教育立法、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投资和教育扶贫、加快少数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发展、完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等措施。此外，少数民族妇女能力建设还应跟随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需求，玉林师范学院刘丽静教授提出，要通过提升语言能力促进少数民族妇女参与边贸和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从而提升少数民族妇女的社会参与度。同时，媒介素养、新媒体能力、互联网使用等能力建设对于提升少数民族妇女生活质量、利益诉求进入决策领域和传播赋权及促进少数民族妇女工作开展具有重要作用。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