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纷飞,历史巨大的车轮轰鸣碾来,渺小的家庭和个人如同秋叶上的蝼蚁,只能用尽全部的智慧拼命地活下去。
■ 李咏瑾
离开上海80年了,外婆依然满口上海腔调。
很难想象身在西南粗砺的语境里,没有任何上海人用那种吴侬软语的温软,一问一答地陪伴她在柴米油盐的艰难处,她是怎样固执地保留着幼时来自故乡的记忆而迟迟舍不得脱离那种语境?
只有一种可能。
即使梦里都明白啊,自己身是客。一直局促地、像个外人一样寂寞地在重庆生活了80年,直到离开人世前的那一刻,从未打算拆开满腹心事的包裹,时时准备着,回转家乡,去见爹娘。爹娘小时候在城隍庙给她买过糕饼,那是一种叫作桃酥的点心,“上海城隍庙,真格热闹。”她告诉我,眼睛里盛放着光彩,桃酥油分大,是一种甜蜜又细致的点心,我后来给她买来买去,一直买到成都的“宫廷糕点铺”,她终于觉得对了,像她小时候吃过的那种桃酥。一块掰开,明明看着她欣喜地放进嘴里,却不知怎么地就吃得泪珠儿在鼻腔里滚,就好像怎么也咽不下去的乡愁。
我来来往往了上海无数次都是开会,最熟悉的地方不过浦东机场,这回终于请了假,怎么都要留下来一天半天,替外婆在上海的街头走一走。她的家乡吴淞口,现在已经是国际知名的邮轮港,马路宽直、建筑宏伟,怎么也看不到她幼时熟悉的乡野风光:吴凇江边是沃土延绵,那里应该有一架巨大的水车在日日滚动,她是出身于富裕农家的长女,每天牵着大弟、二弟与小兄弟的手,将他们送到简陋的小小学堂。她自己会做针线,继承了母亲的裁缝手艺,并不识字。
后来,父亲招工到上海铁路局,是这个家庭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文明的重要变迁。由于识得几个字,他迅速由工人成长为铁路局里的一名调度。正是这位极具智慧的调度,将全家人的性命从1937年日军侵华那种恐怖的阴云下成功拯救了出来,他看着漫天的山雨欲来风满楼,转头对巷弄里的妻子和孩子说:“恐怕我们要离开上海了。”在白天的列车调度表中,他皱着眉头发现日本人通过铁路运进来的兵和武器越来越多,四周但凡有能耐的邻居都逃进了法租界,而法租界人满为患,渐渐也不让进了。再是千舍不得万舍不得,全家也只得抛却了刚刚在宝山安下的小家。最后一天离开上海的夜里,外婆转头看了一眼上海,海上生明月,明月下的上海依旧璀璨,她隐隐听到了远处的枪炮隆隆,分不清楚极辽远处是灯光还是火光。后来的事情我在历史书上读到,震惊中外的淞沪会战,是整个抗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
而历史巨大的车轮轰鸣碾来,渺小的家庭和个人如同秋叶上的蝼蚁,只能用尽全部的智慧拼命地活下去。他们原本以为安身立命的地方是南京,在南京安顿下来后,父亲再度拜会了在南京铁路系统工作的同事,这下发现了更糟糕的事情:同样被日本人把控的铁路线上越来越多地运来了兵,同时所有的火车只许开进,不许离城!他慌了手脚,奔回家就一个字:逃!啥也不要地逃。几天之内逃到九江,惊魂未定地回望身后,南京的城门合上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开始了!
历史每逢看到此处,我的双手都捏满了一把汗。和平的得来真的与我们每个人切身相关,历史的记载仿佛就那么薄薄一两页纸,表面上看来仿佛离你我异常遥远,但是当你了解到其中的惊险曲折,你才恍然大悟道那是我们每个人的祖先活生生的亲身经历:继续逃,时时都有轰炸机的九江根本算不得安全。因为参与过湘桂铁路的建设,对西南的城市有着模模糊糊的认知,外婆的父亲带着全家人溯长江而上,一边咳着血,一边蜿蜒往大西南的腹地一路奔逃。头上经常盘旋着飞机的轰鸣,休息的间隙听着旁人说哪里哪里又开战了,到处都不太平。外婆背着自己最小的兄弟,小兄弟还在发着天花,她怎么也舍不得抛下他:“有大姐在,就有你在。”她流着泪背着弟弟小小的、越来越瘦弱的身体,懵懂地跟着冲散了又合拢的人流,“不要跟家里人失散,千万不要跟家里人失散。”是她心里唯一的念头。
炮弹在身后炸开,有人在惨叫,巨大的气流将她掀翻在地,她爬起来又跑,一直跑到天黑,家里人瑟瑟聚拢,她一颗发抖的心终于片刻安宁:“弟弟,我们没事了,弟弟、弟弟……”弟弟葬在路边,兵荒马乱,来不及起坟,自然也就没有碑。
一直到了遵义,父亲将大儿子送进了煤矿:只有勤恳工作才能安身立命,劳动人民笃信着最为朴素的真理。重庆的棉纺厂来招女工,他又含着眼泪问自己的大女儿:“毓英,你愿意去吗?”惊惶的外婆时年17岁,重庆在哪里呀?重庆离上海有多远?我们什么时候回家?
病入膏肓的父亲有自己的心思,既然到处都不安全,那千万不能把所有子女都安置在一个地方,“越是分散,越能保平安。”这是一个聪慧的男人在生命的尽头为全家人最后所做的谋划。
母亲含着眼泪,颤颤地往大妹手指上套上了全家唯一带出来的金戒指:“总有一天阿爸姆妈会来寻你,大妹,我们一起回上海。”
送走女儿不久后夫妻俩就后悔了,拜托去寻访大妹的人却带回来了重庆大轰炸的消息,母亲重病一场,醒着哭着都在呼唤她的大妹。而此时大妹却在重庆下面一个叫作“长寿”的小地方做着纺织女工,一直长到30岁都不肯成家:“我在等我阿爸姆妈来寻我回上海。”这时,有人给她介绍了一位舒医生,杭州人,她一见面,听到对方说一口熟悉的“苏白”,她迟疑地摸着母亲当年给她套上的金戒指:“阿爸姆妈,就是这个人了吗?”
之后很多年,和这个男人组成的小家,是她心里离上海最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