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不远，情感更近

《美好的七年》截取了埃特加·凯雷特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段，从儿子出生到父亲去世七年中的所见所闻。书的腰封上有这样的推荐语，“战争阴影下，一个‘天才’作家的睿智、乐观而荒诞的回忆录”。

■ 吴玫

对我们这一批读过中文系的人来说，很长一段时间里外国文学只意味着俄罗斯文学、苏联文学以及欧美文学史上那些写出经典的作家，比如歌德、巴尔扎克、雨果等等。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现代派文学思潮如海浪般汹涌而至时，我们开始意识到，在世界文学的版图里，还应该有拉美文学，更应该有我们国门紧锁时涌现在国际文坛上的那些结构新颖、内容冗杂、叙事多元而显得格外丰腴的现当代外国文学作品。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阅读美国作家索尔·贝娄的作品的。这位以芝加哥为大本营的美国作家，用9部长篇小说几乎勾勒出了生活在美国特别是芝加哥的犹太知识分子的人物全景。索尔·贝娄自己就是一个犹太人，不然，那些不留情面的讥讽，会不会引起犹太人的反感？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因着纳粹对犹太人的残暴杀戮，我们总是怀着无限的同情和悲伤去关注以犹太人被纳粹杀戮为主题的文学艺术中，比如《安妮日记》《辛德勒名单》……可那些都是生活在别处的犹太人创作的艺术作品！至少，我很久都没有意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犹太民族有了自己的国家以色列后，以色列文学在世界文学这个大家族里，到底呈现着怎样的风貌？

1998年，文艺书店如被春雨拂过面的蔷薇，次第开放。我家附近就开了一间名为“花间”的小书店。书店将《我的米海尔》摆在显眼处，进去的顾客没法看不见它，我就拿起来浏览。“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爱的人已经死了。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浑身充满着爱的力量，而今那爱的力量正在死去。我不想死。”小说的第一句话，就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不假思索地把书买了回去。

正式开始阅读《我的米海尔》前，我已经知道，这是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的成名作，用希伯来语写成，译者名叫钟志清。书里还附录了译后记，依稀记得说到了中国学习希伯来语的人数少得多么可怜。读到这个信息，我松了一口气：原来，我们没有意识到以色列也有文学，是因为译介过来的文本太少，那就让我们从《我的米海尔》开始认识以色列文学吧。

顺着那句能将冷漠的人彻底激活的第一句话往下读《我的米海尔》，我们所熟悉的文学艺术作品里但凡以犹太人为主角，不是悲痛欲绝就是与周遭格格不入的面貌，统统不见了。也是，阿摩司·奥兹故事的主角虽然都是犹太人，但他们的爱恨情仇都发生在自己的祖国，所以我们读起来颇觉平常：古城耶路撒冷，文学系女大学生汉娜与地质系的米海尔一见钟情并结成眷属。十年岁月悠悠而逝，往昔须臾不能分离的爱人在情感上悄然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汉娜发现，米海尔虽然按照他们当初的设想在学术道路上步步为营、不断进步，但米海尔的感情世界日渐枯寂，这让情感丰沛的汉娜失望继而沉浸到痛苦中。无处话凄凉，汉娜只好终日沉湎于对旧事的追忆中……这样的故事，让我迷惑了很长时间：主角是犹太人吗？可，为什么不能是犹太人？既然犹太人有了自己的祖国以色列，在以色列的文学作品，就可以大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不是吗？

不是。阿摩司·奥兹的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被好莱坞才女娜塔莉·波特曼搬上了银幕，虽然情节与氛围都忠实了原著，但是，从小说到电影，注定是要损失一些东西的，比如，男主角的母亲九死一生后定居在了以色列，何以要选择自杀来抛弃这个世界？电影的表达很费猜疑，小说就不一样了，“它不喜欢犹太人，因为犹太人虽然聪明、机智、成功，但喧闹、粗鲁。它也不喜欢我们在以色列土地上所做的一切，因为它就连给我们这样一个由沼泽、卵石和沙漠组成的狭长地带都很勉强。在那个大世界里，所有的墙壁爬满涂鸦‘犹太佬，滚回你的巴勒斯坦去！’于是我们回到了巴勒斯坦，而现在整个大世界又朝我们叫嚷：犹太佬，滚出巴勒斯坦！不光整个世界是那么的遥远，就连以色列土地也十分遥远”，正是因为这样的心声，让我觉得，从地图上的距离而言，以色列距离我们不远，但是我们的感情更近，都是历经苦难的民族，都是希冀通过自己的勤奋和努力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

用传统小说的手法宣泄以色列人民灵魂无处锚定的情感，这就是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的创作。

以为阿摩司·奥兹的文本就是标准的以色列文学，但是，一本书名就能让人吃一惊的短篇小说集《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给了我们很多意料之外的愕然，就像阿摩司·奥兹评价的那样，“埃特加·凯雷特的短篇小说凶猛、有趣，充满能量和洞见，同时常常深刻、悲剧而又非常感人”，到底是比阿摩司·奥兹晚来这个世界近20年，埃特加·凯雷特的小说世界性很强，但以色列人特有的悲悯像是比前辈削弱了许多，比如小说集中我最喜欢的《谎言之境》，作家让罗比撒谎成习惯，又让其意外获取了来回于阴阳两界的办法，罗比因此看到了自己撒谎的后果，于是“罗比越来越不怎么撒谎了”。你也许觉得这篇能让人想起匹诺曹的小说，不过尔尔，是吗？那是因为我没有剧透这篇小说最异想天开的地方。尽管如此，我想说《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里所有的故事几乎都可以发生在以色列以外任何一个地方，也就是说，埃特加·凯雷特作品更关注世界性，并不在意于，民族性。

直到我读到了中文版最近才出版的埃特加·凯雷特的自传《美好的七年》。

《美好的七年》截取了埃特加·凯雷特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段，从儿子出生到父亲去世七年中的所见所闻。书的腰封上有这样的推荐语，“战争阴影下，一个‘天才’作家的睿智、乐观而荒诞的回忆录”，乐观和荒诞，在《美好的七年》中都能找到相应的文本，比如《从头开始》《事故》等。可是，我更建议读者们去读一读像《眼光长远》《瑞典人想多了》以及《让炸弹飞》这样的篇什，它们也乐观也荒诞，但是，乐观和荒诞之余，我们读到的是作者的眼泪——恐惧中的幽默最让人泪眼模糊，这样的情感，同样承受过深重灾难的中国人，很能感同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