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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8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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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报新女学周刊 行范 坚实而持续地行动,方能抚平女童的悲伤 理工类女大学生职业发展的个体行动与学校支持 反家暴法实施与倡导主题论坛在京举办 研究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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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实而持续地行动,方能抚平女童的悲伤

——电影《嘉年华》观后感

《嘉年华》海报

《嘉年华》导演文晏获金马奖最佳导演奖。

编者按

聚焦性侵题材的电影《嘉年华》导演文晏25日晚间摘得金马奖最佳导演奖。本文作者指出,《嘉年华》叙事流畅,视角新颖,充满温情、克制与女性主义关怀。但外部救赎与深度追问的缺席,降低了故事的感染力。在性侵犯的防治上,需要的不仅是一部电影,更需要公众的公开讨论、律师与专业治疗者的有效介入及法庭的公正裁决。借由每一份坚实而持续的力量,才能构筑起女童保护的制度屏障与真正的嘉年华。

■ 谢鹏

第54届金马奖于11月25日晚间揭晓。聚焦性侵题材的电影《嘉年华》导演文晏摘得最佳导演奖。此前的11月24日,《嘉年华》在全国开始公映。近日,该片还曾在长沙路演。作为性别研究与维权实践代表,笔者参与了观影和映后交流,感慨良多。

叙事流畅丰富,充满女性主义关怀

关于性侵女童的悲剧是世界性的。作为一个故事片,《嘉年华》叙事流畅,视角新颖,有较丰富的层次,充满温情、克制与女性主义关怀。电影开门见山呈现性侵女童事件,使笔者感到震颤,认可导演的勇气与直接力量。故事未展开的部分,包括父母在儿童教养中的缺席,政商世界的“干爹文化”,留守儿童,非法用工,海滨旅游业大蛋糕的官商操盘等,均在电影中隐约巡礼了一圈,扩展了故事的“景深”。

海滨场景的设置也让我将导演与女性主义立场关联。友人曾提及一本尚未翻译的著作《香蕉、海滩与基地——国际政治的女性意识》,该著从女性主义的视角解构了海滩的浪漫迷思。海滩的一个真实属性是女性作为服务者、劳作者,被消费,甚至出卖与凌辱的场所。女性本身只是浪漫海滨的一部分设置,滨海的游乐场、夜宵摊、海滩飙车场所都充斥着男性荷尔蒙的味道,所谓的浪漫并不可能真正服务于女性的浪漫需求。影片中的海滨大抵也是这样,它为投机商人提供攫取财富的金窝,为执法者的权力寻租提供隐秘的空间,为商会会长等权贵的违法性行为提供便利。海滨只是“职业流浪女”小米的非法用工地与藏身之处,是有家不愿归的“临时流浪女”小文的避难所。

《嘉年华》的片名让笔者一直期待有一场欢乐满屏的场景出现,来疏导主人公与观众的压抑。但追索嘉年华的踪迹,欢乐仅有过几次隐晦的呈现,海滨、儿童游乐设施、沙滩飙车、夜宵排档的醉饮,巨型梦露雕像本身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现代狂欢符号。没有集体式的狂欢场面,但狂欢的渴望已经在电影中每个角色的生活里了。小文的衣柜,金黄色假发套,卡拉OK,啤酒饮料……无趣的生活里,嘉年华已经日常化了。每个人都渴望有点狂野与放纵,释放焦躁、孤单和权力欲。对于刘会长们,嘉年华就是为所欲为,就是有公安当保护伞,有医生为其作伪证。嘉年华就是打破规则、与出走单调压抑有关。

电影的最后一幕极其动人,穿着白裙的小米骑着摩托车穿梭在车流中,遇见了被拆除的穿白裙的玛丽莲·梦露雕像。一个嘉年华的女性符号消失了,一个追逐嘉年华的姑娘在路上。迷惘而决绝地出走,稍有人不守规则,她即有被汽车碾压的可能,这也是姑娘命运的一种象征吗?她唯有以这种方式来挑战巨大的规则,才能引起人们对她些微的注意。前路不可知,但唯有出逃或有新欢乐的一线可能。

外部救赎与深度追问的缺席,降低了故事的感染力

《嘉年华》被誉为“本年度最具社会批判性”的作品,但放在更大的性侵题材电影参照系中,它缺少对创伤家庭的救治,外部力量解决性侵问题的呈现,降低了故事的深度与感染力。个人认为,就性侵主题电影而言,故事讲述的艺术性可能要让位于对人性之恶的拷问。

韩国同题材电影《素媛》与《嘉年华》可兹比对。两片中的父亲们事业上都并不成功,被排除在主流男权文化外,因为女儿被侵犯,进一步拉开了与主流社会的距离。但《嘉年华》对小文爸爸、小新父母的反抗与伤痛,着墨不多。恶势力一开始就异常强大;最后,未见他们的努力抗争,一切都获得了逆转,派出所所长和做伪证医生受到处罚,但这一切如何实现,语焉不详。而素媛的故事更绵密而延展,女孩的心理辅导与救治,克服自身的羞耻感,父母诉讼的分歧,创伤家庭的救治,警察与医生行业的专业操作,受害家庭的隐私保护,这一系列专业的问题都被揭示出来。

观《素媛》,观众除了会被悲伤压抑笼罩,也能被其中的行动指向振奋。影片最感人的一幕是,大伙扮演素媛最喜欢的卡通玩偶消解素媛的心理阴影场景。《素媛》导演李浚谥说,“我将呈现一部人性戏剧——经历了一系列的考验与苦难之后,希望将在不幸与绝望的边缘重生。”今天素媛案还在发酵,11月15日,韩国48万民众向政府请愿,请求判处当年的罪犯无期徒刑。反对性侵犯,不是轻松获胜的战役,缺少了艰难抗争的环节,无论是现实行动推进还是艺术作品表现,都将错失最深刻的章节。

《嘉年华》的表现止步于梦露雕像被拆除了,小米逃离了海滨。但小米要去往何处,没有清晰的答案,只知道这是“一场有力的出走”,这让人想起那个19世纪的版本——娜拉的出走。当然这并非是导演本身能力的问题,《嘉年华》的导演在一次交流中说,“我不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但是我相信改变是从最细微的地方开始……如果今天有100名观众看了这部电影,有感触,那么这就是100个改变……”

应对性侵事件,需要坚实而持续的行动

观影之后,一个问题挥之不去:现实那么残酷,我们为什么还要一个悲伤的艺术版本?如果只是为提高事件本身的能见度,只要我们不做一个选择性看见的人,我们就会被版本丰富的性侵真实事件震惊。性侵问题的能见度并不是问题,面对恶事件,我们只能做旁观者与同情者,无能为力才是问题。桑塔格说,“同情宣布我们的清白,同时也宣布我们的无能”,所以“同情是一种不稳定的感情。它需要被转化为行动,否则就会枯竭”。

《嘉年华》中行动者的角色是女律师,她站立的姿态体现导演的期许。女律师不光有行动力与理性抗争能力,她也表现出一般男性法律工作者少有的温情姿态。她脱下自己外套,俯身拥抱小文充满爱惜,她当面抗议派出所所长的行为失当,避免女孩们免受二次伤害,她尽责返回现场查找证据,做了警察分内的差事。而《嘉年华》的其他角色缺乏力量感。女孩子只负责天真无邪,哪怕遭受无妄之灾后。父母们义愤填膺,也无从表达,甚至是女儿受害的同谋。耿乐饰演的父亲“很闷”,唯一的冲撞是在医院复检新闻发布会上,抗争的力度甚至不及秋菊。在这个严峻的事件中,对父母和社会公众的反思与对社区组织后续的积极支援,电影未能展现。

笔者认为,性侵事件的呈现一定要延展到法庭,电影《熔炉》《素媛》与《不能说的夏天》也都设置了律师抗辩场景。在那里,受害者、施暴者、权力机构、社会人士都在场。父母愤怒的隐忍与爆发,法律机器的运行,舆情的表达,在这里公开对决,接受良知与公义的称量。目前,法律仍是对性侵受害者最实用的保护屏障。在性侵犯的防治上,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一个作品,还要一场公开的讨论;不仅需要一个导演,还要一个个敬业的律师、专业的救治者,一个公正的法庭,一个尊重个体权利的社会。借由每一份坚实而持续的力量,才能构筑起女童保护的制度屏障与真正的嘉年华。

(作者为湖南女子学院文学与传媒系/女性教育研究中心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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