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和波伏娃的墓地是最容易找到的,早晨的阳光柔和地勾勒着凸现在墓碑上那两个不朽的名字。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故事,他们留在这个世上的一切,早已被世人反复传说。
■ 赵敔
秋风带来的微雨细密清凉,有着不易察觉的轻盈。透过挂满水珠的车窗,外面的景致均速地滑动,灯光和水珠折射中的街景斑斓、恍惚,却又清晰透彻。来接我们的朋友一凡与先生林木谈论着十年间巴黎的改变,谈论巴黎中产阶层的焦虑,谈论移民带来的种种问题,谈论他们心目中的巴黎。车窗外划过的是奥斯曼先生的巴黎,他主持拆毁了那座马蹄踏出嘀嗒声的、路灯昏暗的老巴黎,那座属于《人间喜剧》《悲惨世界》的巴黎。在他的规划和建设下,巴黎成为一座有着良好排水系统、能容纳汽车穿梭奔驰、有巡道树和林荫大道的现代巴黎。
这座城市里倍受争议的建筑,便是如今从这座城市的任何角度都能看到的那座铁塔,这或许也是设计师埃菲尔先生所意想不到的。作为巴黎的标志,铁塔以金属的冷峻、坚固、稳定构筑了简洁的现代审美,流畅柔和的弧线和直抵天际的尖锐被完美地结合。塞纳河边的艺术家们,以它为蓝本,不断变形、解构、重组成自己的作品,他们想要表达的是自己心中的巴黎——比如让埃菲尔铁塔穿上红色的高跟鞋,巴黎就成为一位妖娆、风情、傲娇的女郎。而我们飞越万里,在这个初秋雨夜的流光和雨雾里看到铁塔,才在心里肯定了这样的到达,就像看到雪山才算回到了高原。
那夜,我们几乎要迷路,每一条街道都有着极高的相似度,两旁是灰色的、厚实的、五层高的砖石建筑,分隔着一条条相通的马路。灰色的石墙与厚重的大门一起默守着这座城市那些辉煌的、惨烈的历史,环抱着一盏盏温暖的灯光,也包裹了那些秘而不宣的时尚秘籍。
几天之后才恍然发现,原来我们一直就在离他们那么近的地方——萨特和波伏娃曾多次入住我们所住的这家酒店,而老灵魂们安息的蒙帕纳斯墓园与我们仅一街之隔。
每天在那些灰色的建筑之间穿梭,从不同的角度观看埃菲尔铁塔,无数次与塞纳河不期而遇。可是,直到我们跨过酒店背后的那条马路,进入到蒙帕纳斯墓园,我的内心才笃定,我是站在了巴黎的土地上——那个在小说、电影、图片、旅行攻略里无数次遭遇的巴黎,那个被艺术青年、时尚人士反复心心念念的巴黎,那个在心里构想过却依然面目模糊的巴黎。
夏秋之交的墓园,静谧恬淡得像一幅印象派的画。阳光透过高高的梧桐在墓园笔直的大路上形成了变幻莫测的光斑,踩着路上金黄的落叶,满眼葱郁的绿和摆放在墓碑前的鲜花,之前所有关于墓地的情感经验:凄冽、悲伤、恐惧、不安、手足无措都全然失效。这里更像是一座城市街心公园,借道而过的行人和汽车心无旁骛,墓园长椅上拄着手杖的白发老人悠闲自顾,或许他们不过是在享受生命中最丰满的时光,偶尔回望生命中的跌宕岁月,也或许,他们根本只是在享受一个雨过天晴后的秋日早晨。
在空气中的微微凉意中,我们仰望墓园里那块写满人名的牌子,每个名字后面都有个编号,帮助前来吊唁的人们能顺利地找到他们想要吊唁的墓地。萨特和波伏娃、马格丽特·杜拉斯、波德莱尔、戏剧家贝克特、作家莫泊桑……
萨特和波伏娃的墓地是最容易找到的,就在大门右手边的不远处,墓碑上只有两个人的名字和生卒年,早晨的阳光柔和地勾勒着凸现在墓碑上那两个不朽的名字。说什么都显得多余了,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故事,他们留在这个世上的一切,早已被世人反复传说。世界各地的崇拜者、仰慕者,带来了鲜花和各种代表心意的小物件,确保他们拥有最鲜活与庸常的生活,就像他们活着时那样。
临行前,我想过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表达我们的祭奠,但还是空手而去。还是同行的小王提醒道,“放一张巴黎地铁票吧。”林木跑了不少路才找来块合适的小石子,既能压住那张小小的车票,又不至于显得突兀。其实,这是人们经常采用的方式,后来,在波德莱尔的墓碑上也看到很多用石子压着的车票,可见,每一次的到达都是怀着多么迫切的心情,迫切到都忘了该给他们带什么样的礼物。在波德莱尔的墓前,我们就看到一本韩文书,显然,这是一本被来访者随身携带的、被反复阅读的书,磨毛的书脊、翻卷的书页、被勾画过的内文,都说明它被从遥远的韩国带来的理由。而来访者把它留给了写了《恶之花》的诗人,让他在看清《忧郁的巴黎》的同时也了解一下远在东方的国度。
大门左手边的不远处是那个写过《情人》《琴声如诉》《抵挡太平洋的堤坝》的杜拉斯的墓地,那个被文学青年们奉为教主的杜拉斯。她甚至没有给自己竖一块墓碑,只是在墓棺上刻下自己的名字,但这个被鲜花和绿树环绕的墓地显然比周边的墓地要热闹很多。这倒很像杜拉斯的一生,喧哗与鲜花从来没有从她的生命里退场。最为特别的是,有人在墓棺上方放了一只桶,桶里插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各式各样的笔。
我惊讶地发现,2014年才去世的杨·安德烈亚,与杜拉斯合葬在了一起。这段引来无数猜测与议论的爱情,终于以杨的离世与合葬画上了句号,而最终的相守足以终结所有对这段关系的质疑。
我们在偌大的墓园里徜佯,谈论那些我们共同熟悉的名字,还有他们留下来的诗句与思想。走到靠近出口的位置时,一凡提到一个法国新浪潮导演的名字。
我们跟随一凡模糊的记忆去寻找那块墓碑,虽然,它肯定就在距离我们十米之内的地方,但就是无法从一排排紧紧相邻的墓碑里找到它。于是,只好向坐在长椅上的一位老人请教。我注意到她的脸,“现在,我更爱你这张备受岁月摧残的脸。”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杜拉斯在《情人》的开头的这句话,那张脸美得安静、恬淡、优雅,脸上的每一道皱褶都收藏着她生命里的美好,即便是悲伤与疼痛也都被她幻化成了圆融生命的一个逗点。她身上那件有点厚度的淡咖色的外套衬着她白皙的肤色,透过树叶的光斑浑然成柔和的肤质。她始终盈盈地笑着注视正在向她请教的一凡,我看着眼前这位巴黎老妇人,心里却浮现出一个念头:希望我慢慢变老的过程,也能成为她的样子,这便是最好的样子。
她慢慢地从长椅上站起来,两只皱纹纵横的手支撑在一根木质手杖上。她努力地回忆着,她也依稀记得这位导演的墓地就在附近,“可是我已经很久没有来了,有些记不清了。”她的笑意里有着大病初愈的喜悦,有对同好者的认同。
正欲放弃,先一步离开的老妇人突然转身叫住了一凡,她想到了,那座墓就在刚刚她坐过的长椅旁边。“我们是应该经常来看望他,他曾经给我们带来过多少欢乐。”她和一凡并立在墓前,那目光温和而又慈爱地抚过墓碑,就像抚过那些过往的岁月。
再次告别,望着老人的背影一点点消失在墓园深处。枝头有鸟的鸣叫,有风吹动树叶的声响,有人走动的脚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