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她诞辰150周年的当口,众多纪念文字显现出,在她那些百多年来至今无人企及的巨大成就之外,这位曾激励无数青少年的伟大科学家,还曾经历了诸多的不幸和不公,甚至曾被侮辱被伤害。这些更贴近历史真实的记载非但没有让“心中的偶像”顷刻坍塌,反倒更易于人们去探寻和接近、去反思和理解。有传记作者认为,“她的一生似乎都是在追寻梦想的旅程上牺牲着自己”。而她个人则坚信,“人们在每一个时期都可以过有趣而且有用的生活。”“我一直沉醉于世界的优美之中,我所热爱的科学,也不断增加它崭新的远景。”
——她,就是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卡·居里
■ 莫兰
11月7日,是法国著名波兰裔科学家玛丽·居里诞辰150周年纪念日。她曾于1903年与丈夫和贝克勒尔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又于1911年因发现元素钋和镭再获诺贝尔化学奖,成为世界上首个两度获诺奖的人,而且是两个不同领域。她的成就包括开创放射性理论、发明分离放射性同位素技术、发现两种新元素钋和镭,并创造了一年内为三个诺贝尔奖打下关键基础的世界纪录,迄今无人打破。在她的指导下,人们第一次将放射性同位素用于治疗癌症。
然而,这位杰出女性的本名却鲜被提起,人们更习惯于称她是“居里夫人”。即使在科学上的才能和成就超过了丈夫,即便后来皮埃尔·居里已去世,但她广为人知的名字永远是居里夫人,而不是玛丽·居里。
玛丽·居里一生曲折而充满传奇,但人们通常读到的只是简化、不完整的版本。即便是其次女艾芙所作传记《居里夫人》,也将母亲所遇到的曲折都平淡处理了。直至美国传记女作家苏珊·昆耗费七年所作《玛丽·居里:一生》出版,才为她艰苦、辛酸和奋斗的生命历程描绘了一幅更详细深入的图像。
梳理其一生,不仅长满汗水浇灌的累累硕果,更始终贯穿着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在探索科学之路上,女性除了需要付出智慧、心血、毅力和辛劳之外,还必须冲破厚实的玻璃天花板、付出沉重的性别代价,即使登顶科学高峰,也难以得到与其贡献相匹配的评价。
一方面,女性的个人生活与前途命运二者如何抉择、家庭与事业冲突怎么处理,这样的矛盾始终存在。
和皮埃尔·居里结婚后,玛丽· 居里一面致力于科研,一面承担管理家务、照管教育孩子的重担,不仅要记录家庭账目,还要为两个女儿的成长做笔记。
皮埃尔意外去世时,二女儿只有两岁,玛丽·居里悉心抚养她们成人,还创办了一所流动家庭学校。1935年,长女爱琳成为世界上第二位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女性。
另一方面,女性的成就之路远比男性更为荆棘密布,她们对科学的贡献在当时并不被学界和社会所承认,而其私生活上的“污点”很容易成为舆论攻击的“武器”。
18岁时,因为性别原因,玛丽无法被波兰的正规高等院校录取。
26岁时她曾回到波兰,想在祖国工作,但克拉克夫大学却因性别原因将她拒之门外。
玛丽·居里终身未能进入法国科学院。1910年她被提名后顿时成了全法国的争论中心:女性可不可以有自己的事业?最终,她以28票对30票败给了另一科学家,从此再未参选。直至50多年后,她的一个女学生才成为法国第一位女院士。
玛丽·居里两次获诺奖的过程极其曲折。
1903年的诺奖,起初她没有被正式提名。得奖后,瑞典科学院也只请了皮埃尔做学术报告。贝克勒尔还在发言中称:“居里夫人的贡献是充当了皮埃尔·居里先生的好助手,这有理由让我们相信,上帝造出女人来,是配合男人的最好助手。”
皮埃尔当选院士后,有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访问记”,称玛丽·居里为丈夫的成功而高兴,而且宣称女性的唯一心愿就是帮助丈夫工作。第二天,报道就遭到玛丽·居里的断然否认,她投信报社表示从未与该报任何人谈过话,也从未对任何人表达过这样的观点。
此事件只是舆论界执意将玛丽·居里描绘成配角的诸多表现之一。基于性别偏见,社会舆论始终把她放在从属地位,说她是丈夫的好助手,“他动脑,她动手”。事实上,她在理论性的学科思考上更为突出,她独立完成了镭的提纯以及对放射性物质的探索和结论。
她第二次获得诺奖时,恰逢丧偶的她写给已婚物理学家郎之万的情书曝光,玛丽· 居里陷入身败名裂的低谷。与之合作的法国科学家联名写信要求她离开法国,其中包括她最忠实的合作伙伴保罗·艾培。著名物理化学家阿伦·尼乌斯也要她给瑞典科学院发信表示不愿领奖。但她拒绝了强加于她的“辞呈”,并回复道:科学与个人生活无关,我将依我的信念行事。
在此后两三年的时间里,玛丽·居里的精神都处于濒临崩溃的状态,不得不住院治疗。令人玩味的是,婚外情事件的男主角朗之万的事业与生活却并未受到影响和冲击。无怪乎保罗·艾培的女儿感慨道:“如果玛丽·居里是个男人,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最终,玛丽·居里顶着压力和敌意重新开始科学研究。在一战期间,她创办了第一批战地放射中心,她组装的流动式X光机令100多万名受伤士兵受益。
由于长期接触放射性物质,玛丽·居里于1934年7月3日因恶性白血病逝世,结束了她奋斗、光辉而充满坎坷的一生。
不难想象,痴迷于实验的玛丽· 居里,一定有不止一次的叩问,在科学之路上,女性何时才能得到真正的平等与尊重?性别身份何时才能不再是成功的羁绊?
1907年,年仅 25岁的德国女数学家爱米·诺德获得哥廷根大学的博士学位,但是否该让一个女人讲课引发了激烈争论。诺德的老师希尔伯特教授的观点掷地有声:“先生们,性别绝不应该成为反对她当讲师的理由,我请先生们注意:课堂毕竟不是澡堂,这和是男是女无关。”
是的,课堂不是澡堂,科学家也不该以性别区别对待。这正是我们今天重读玛丽·居里的特别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