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去何从话垃圾

编者按

按照今年上半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要求，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46个城市，要结合本地实际，于2017年年底前制定出台办法，细化垃圾分类类别、品种、投放、收运、处置等方面要求；其中，必须将有害垃圾作为强制分类的类别之一，同时参照生活垃圾分类及其评价标准，再选择确定易腐垃圾、可回收物等强制分类的类别。

在垃圾的末端处置上各地可能各有不同，而垃圾分类的标准已清晰明了，但怎样形成垃圾处理的良性循环和长效机制，还需继续摸索并实践。

■ 潘少军

如何建立垃圾分类长效机制，以有效推动分类全面开展？业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或者争论一直持续，但难给出统一答案。《人民日报》记者最近采访了业内知名的专家学者，请他们也为这个问题把把脉。

系统分类是解决垃圾围城问题的核心环节

记者：为什么把垃圾分类问题看得这么重？

同济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教授杜欢政：对垃圾“一锅烩”，就无法做到垃圾处理的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因此，垃圾分类是解决垃圾围城问题的核心环节，是在对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置基础上实现资源化处理的关键。

垃圾分类的具体作用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降低垃圾处理成本。比如，把易腐烂的有机物混在废纸中，造纸厂就无法利用这种“脏纸”来生产干净的再生纸，必须上马价格昂贵的清洗设备。二是解决臭味问题。垃圾不分类，让干湿垃圾混在一起，肯定会发酵并散发出恶臭味，对居民的生活环境造成影响。

记者：不少城市都在进行垃圾分类试点，大家希望有个先进的模式做指导，我们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模板？

杜欢政：如今，我国垃圾分类的试点城市已达46个，既包括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也包括一些二、三线中小城市。这些城市的情况不同，希望通过一种模式来解决所有城市的垃圾问题，这是不现实的。

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相比，垃圾产生量、运输距离、土地空间、经济基础都不同，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将垃圾分类与后续环节统筹兼顾。比如，上海这种超级大城市，每天产生的垃圾量极大，对于难以资源化利用的垃圾，采用焚烧的办法比较好，但如果垃圾没有分类，焚烧的费效比（投入和产出的比例）就很高；而在一些小城市，垃圾量比较少，也许采用填埋方式更合理。

“搞运动”或“浅激励”推动难以长久持续

记者：目前，不少地方建立了垃圾分类的激励机制，比如设立绿色账户、环保档案等，以鼓励消费者参与垃圾分类，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原因何在？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温宗国：这些年的国内实践证明，垃圾分类的可操作性不高以及常态化的前端管理机构缺位，自然难以推进；而以“搞运动”或“浅激励”的方式来推动，也难以持续和长久。

要将垃圾进行科学分类，就要让操作变得简单易行。此前，我国各地的垃圾分类方法有多种，由于消费者不具备相关知识，实际操作并不容易。国务院近日转发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将垃圾分为有害、易腐烂、可回收等三类，比较符合我国具体情况，使垃圾分类便于操作，后续的处理效率高、成本低。

建立分类促进中心也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帮助市民熟悉垃圾分类方式，做到科学分类与投放，一直是推进垃圾分类回收工作中进展缓慢的环节。特别是垃圾中的有害物和低值物，回收率始终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而与其他垃圾混在一起，又会影响回收的效果，形成环境污染隐患。

针对这一问题，广州市荔湾区西村街道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办法，通过专业公司对个体回收者进行规范培训和管理，实现了低附加值可回收物的全面回收。通过建立分类促进中心，以显著的标识、方便的投放方式、科学的工作机制，实现了有害垃圾的全覆盖回收。这一经验值得借鉴。

让“正规军”和“游击队”融合

让区域和区域联手

记者：在推进垃圾分类的过程中，存在着已分类垃圾出路不畅的问题，怎么解决？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靳敏：首先要解决“两网融合”问题。“两网”分别指再生资源回收网络与生活垃圾收运网络。有资源价值废物，通常由散布于各地的农民“游击队”负责回收利用；而生活垃圾处理更注重废弃物的环保处理，主要由环卫系统的“正规军”负责收集处理。要将现有的再生资源回收网络与生活垃圾收运体系合二为一，只有在政府主导下，推动人员、设施、空间、机制的“四个融合”才能实现。从近几年北京、上海的相关试点社区的情况来看，实践证明是可行的。

其次要解决“区域协同”问题。在每个城市都建立相关的垃圾处理企业，既无必要，成本也过高，而在几个城市构成的较大区域的中心位置设厂，就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但“区域协同”还应注意，只有当分类垃圾的积累达到一定量级，才能以最为经济的方式进行处理；如果过于零散，则处理成本过高、效率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