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伦理剧中女性形象嬗变及价值观变迁

《渴望》中的刘慧芳是传统价值观念中贤妻良母的代表，是一种对女性形象的完美想象。

《牵手》打开了家庭伦理剧中展现女性第三者的潘多拉魔盒。

《我的前半生》中的唐晶是现代精英女性的代表，在她们身上有现代女性的独立精神。

编者按

家庭伦理剧以较强的世俗性及故事性，成为广受大众关注的文艺类型。女性在家庭伦理剧中扮演着重要且特殊的角色，其形象也随时代发展不断变化。本文作者从家庭伦理剧中所呈现的“妻子”“女性第三者”“女强人”三个角色类型出发，剖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家庭伦理剧中女性形象的变迁及其所彰显的价值观的变化，认为家庭伦理剧正呈现出更趋多元、丰满的女性形象，也凸显出女性的独立精神。

■ 汪霏霏

家庭伦理剧是一种以反映社会伦理道德问题为主要内容的通俗剧，主要以家庭伦理道德为中心，具有较强的世俗性和大众性，最容易引起大众的关注和认同。中国家庭伦理剧所选取题材呈现出从20世纪80年代重情感、身份冲突到90年代重展现都市化生活，直至21世纪侧重微观呈现家庭内部人际关系及矛盾的变化趋势。其中，女性在家庭伦理剧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形象也随时代发展不断变化。

“妻子”形象及其背后的价值变迁

20世纪90年代以《渴望》《咱爸咱妈》《儿女情长》等为代表的伦理剧所弘扬的价值观念，基本都以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社会伦理为基础。《渴望》使得以刘慧芳为代表的几乎涵盖了中国传统女性所有优点的贤妻良母形象，成为当时价值判断的标准。可以说编剧塑造刘慧芳形象的目的就在于创造一种“理想境界”，一种“道德楷模”，也可以说是一种“精神偶像”，利用它对“平庸世界”起到一种引领和感召作用，而不在于塑造一个具体的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人。

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妻子形象的塑造基本上打破了《渴望》等电视剧中善恶二元对立的框架。妻子不再是温顺的、忍气吞声的传统女性形象。如《牵手》中钟锐的妻子夏晓雪，直面感情危机，展示了作为“妻子”的女性身上所具有的独立意识，该剧成功地探究了中国伦理剧的婚恋雷区。

到21世纪，特别是近几年，中国家庭伦理剧中妻子的形象更加多元化，更具有丰富性。近期热播的《我的前半生》则在探讨婚姻状态的同时，侧重展现女性的独立精神。罗子君的后半生在追求精神独立的过程中实现自我转变，最终完成人生逆袭。

从家庭伦理剧中妻子形象的演变可知，“妻子”作为家庭主角一直承担着来自家庭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压力。妻子形象的变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是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使女性将“孝”“善”等基本精神作为其人生价值取向的标准，塑造“完美”女性形象。这方面的主要代表是《渴望》中的刘慧芳。该类家庭伦理剧的痼疾在于对同质化和整体性社会道德法则和伦理规范的迷恋。剧中人物往往背负着中国几千年来的伦理道德，“仁义”“孝道”“无私”“自我牺牲”等都集中到一个人物身上。20世纪90年代的家庭伦理剧基本都采用了这一话语模式，以期唤起社会转型后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良知。

二是个人化的角度和深度不断延伸，对婚姻家庭及个人情感中隐秘内容的关注，成为伦理剧创作的重要主题，婚恋危机等雷区也进入伦理剧创作。在1996年~2000 年期间，社会观念发生激变。家庭伦理剧的重心从着力表现对传统美德的恪守转向对个体及人与人之间复杂关系的细腻表现。可以说，家庭伦理剧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实现了从“尊理”到“尊情”的转变。家庭伦理剧给这一对立矛盾以充分展示的空间，既充分展现持有不同价值观念的主体的合理性，也不避讳两者不合理因素。无论是“理”胜还是“情”胜，家庭伦理剧都表达了对积极、健康的伦理观念的渴望。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家庭伦理剧在伦理内容的表现方面，越来越趋于理性。在这一阶段的女性形象塑造中，一些更隐秘的、更理性的内容也进入到伦理剧的创作视野中来。

“女性第三者”形象及价值变迁

1999年《牵手》的播出，开启了中国家庭伦理剧中婚外恋与第三者形象塑造的先河，在各种道德质疑与叫骂声中，“女性第三者”形象开始在家庭伦理剧中半推半就地出现，逐渐成为这类电视剧情节设置与剧情发展不可或缺的构建，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女性第三者形象逐渐走向了类型化的创作模式。

1999年的《牵手》仿佛打开了一只“潘多拉魔盒”,第三者故事与形象（尤其是女性第三者形象）不断地出现在一些家庭伦理剧中，女性第三者形象在不断遭受质疑的同时，也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同情。在这一时期，《温柔陷阱》（2001年）、《保卫爱情》（2002年）、《中国式离婚》（2004年）、《半路夫妻》（2005年）、《玻璃婚》（2006年）、《靠近你,温暖我》（2007年）、《蜗居》（2009年）一直到2017年的《我的前半生》等家庭伦理剧中,女性第三者故事成了这些电视剧情节的重要构件,第三者形象也成了这些电视剧刻画的主要人物形象之一,创作者对第三者的态度与评价也发生了不少变化。对女性第三者的塑造,一方面成为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却承担了教化功能、文化审美功能等以往伦理剧中女性第三者形象所不具备的功能。

女性第三者形象在家庭伦理剧的人物形象谱系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特殊地位。第三者在这些家庭伦理剧中之所以重要，主要在于第三者是家庭伦理剧中伦理道德危机的主要引发者；其特殊之处，主要指创作者对第三者的塑造,折射出近年家庭伦理道德观念的变化。经济的泛化和市场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宰制性影响，导致现代人道德观念的严重弱化。反映传统伦理话语为己任的家庭伦理剧已经不可能满足大众的文化需求，大众希望看到真实的自我形象，希望体验真实的自我情感。家庭伦理剧在这一阶段集中反映在私人空间里，家庭成员独立的伦理观念和价值选择。

职场强人以及创业者等顽强女性形象及成因

女强人形象一直以来都褒贬不一。有时候，女强人被认为是贬义的，有时候女强人则被认为展现了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和顽强的生存理想。尤其在现代生存压力下，随着女性自我觉醒意识以及个性自主意识的增强，一部分女性总追求从经济独立、政治地位等各方面与男性的平等，从而实现她的社会身份及角色期待，获取更多尊严。在这种境遇下，女强人的刻画，也成为中国伦理电视剧创作的一个重要选题领域，像《大校的女儿》《走过冬天的女性》等，塑造的女性形象主要是面对生存压力表现出不屈精神和顽强品格。

《我的前半生》里的唐晶，穿着得体的衣服，画着精致的妆容，脸上始终是公事公办的干练笑容。她信奉“戒指好看我会自己买，我会好好珍惜我自己，好好保护我自己”，呈现出现代职场精英女性的完美形象。

这类电视剧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社会动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价值重塑、体现男女平等思想以及职场女性自强自立的精神；二是突破男权社会中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地位，女性通过自立自强，寻求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尤其是经济独立等精神品格。

总之，随着时代发展，家庭伦理剧中的女性形象越来越丰满多面，虽然不完美，但却真实，这更能体现出中国女性在复杂琐细的日常生活中逐步成长的过程。正如《日瓦戈医生》中所说：“因为我想，倘若你没有这么多苦难，没有这么多抱憾，我是不会这么热烈地爱你的。我不喜欢正确的、从未摔倒、不曾失足的人。他们的道德是僵化的，价值不大。他们面前没有展现生活的美。”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