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伤痛，她们想遗忘而我们要记住

老人们忍痛把想遗忘的伤痛缓缓道出，记录者则通过“有底线”的采访还原真相，并让后人不再遗忘。或许，正是这种纠结和矛盾，使影片形成了一种节制的风格，使记录者成为更客观更成熟的记录者，“小心翼翼靠近去倾听她们的故事，在远处静静看着她们生活”，通过把这22位老人记忆的碎片加以拼接，完成了一幅不该遗忘的历史拼图。

■ 禹燕

尽管《二十二》的排片很少，但是，在我观影的这家电影院，不大的放映厅，却座无虚席；而且，不同于以往影片尚未结束观众就纷纷离场，所有观影者都是在银幕完全黑屏后才起身缓缓离去。

尽管以前看过不少有关“慰安妇”研究的书籍和资料，但是当与银幕上这一张张巨大的皱纹如沟壑般的面孔相望，看着她们瘦弱的身躯、缓慢的步履，听着她们或苍老或清脆的声音，还是有一种难言的震撼。当原籍韩国的毛锦梅老人用母语哼唱《阿里郎》时，她的歌声苍凉中有一种天真，双眼浑浊中有一种清亮，我的眼泪不由夺眶而出。

影片远没有我想象的那样撕心裂肺，张力十足，而是平静的舒缓的甚至琐碎的，然而在平静舒缓琐碎之下却是历史的累累伤痕与汹涌波涛。老人们叙述到最后总会说“不说了，不说了”“不想再说了，我说得心里不舒服”，然后掩面而泣，干瘪的手、晶莹的泪，影片中反复出现的这些镜头刺痛眼更扎痛心。

众所周知，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至少有20万中国女性被迫沦为日军的性奴隶；然而，至今日本政府仍无视这段惨绝人寰的历史，拒绝为性奴隶制度道歉、赔偿。在影片2014年开拍之时，中国内地仅剩22位愿意公开身份的幸存者。为寻访这些老人，了解她们的真实生活状态，2014年1月至7月，青年导演郭柯带领摄制组陆续在5个省、29个不同地区进行拍摄，旨在“用客观的镜头，将历史的碎片点点打捞起来，把那些行将逝去的事实镌刻成永久记忆的‘墓碑’”。

影片虽然讲述的是22位老人的故事，但却沿着两条线展开。一条线是关注“慰安妇”命运的志愿者，他们执着地追寻着历史真相，并立志为老人们讨回公道，其中既有中国的退休教师、农场职员，也有韩国摄影师、日本留学生。另一条线则是那22位老人，她们对过往人生遭遇的叙述是影片的主线。老人们的叙述时而清晰时而含糊，欲言又止，欲止又言，或许她们只是想要遗忘些什么，而志愿者们则想通过追问来为历史存档，这构成了第一种冲突。同时，双方的内心也都是纠结的，这构成了第二种冲突。老人们通过诉说揭开了以往不愿示人的伤疤，这种感觉是痛的；但在诉说中也找到了悲伤的出口和疗伤的温情，这种感觉又是暖的。志愿者们通过寻访记录，既为留下历史档案而感到欣慰，也为惊扰老人的平静生活而心怀自责。或许，这就是面对残酷的历史真实时，人们的善良需要面临的拷问。

遗忘还是记住？这可能是一个问题，然而，老人们和记录者们最终都超越了这种两难困境，老人们忍痛把想遗忘的伤痛缓缓道出，记录者则通过“有底线”的采访还原真相，并让后人不再遗忘。或许，正是这种纠结和矛盾，使影片形成了一种节制的风格，使记录者成为更客观更成熟的记录者，“小心翼翼靠近去倾听她们的故事，在远处静静看着她们生活”，通过把这22位老人记忆的碎片加以拼接，完成了一幅不该遗忘的历史拼图。所以，既探求历史的真相，也尊重幸存者的尊严，这就是记录者选择的善良与善良的选择。

在面对历史伤痛的同时，影片的另一个关注点是老人们当下的生活状态，这使影片在厚重的主题下又多了几分人文情怀。

对于这些老人们来说，在屈辱中坚强地活下来，是更大的难题。影片没有刻意讲述她们如何坚强地活着，而是通过一些琐碎的生活细节来展现生命的坚韧，正如导演郭柯所言，“老人能活到现在，就说明了一切。”而老人们对生活的感恩与爱也让人深受触动。毛银梅老人原名朴车顺，之所以改姓毛是为了感谢毛主席；当过红色娘子军的林爱兰老人最珍爱的是政府发给自己的奖章；爱猫的李爱连老人，每天的大事就是喂野猫，宁可自己不吃也要让流浪的野猫吃好……还有，她们不谈往事面对日常生活时，苍老的脸上笑容平静而知足，有一种无言的力量。

“她们心里的伤口很大很深，可还是对人很好。不管是对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日本志愿者米田麻衣深有感触地说，“如果我经历了这些事情，可能我会恨死那些人，会恨一辈子，甚至可能自杀。”

而这些老人却活了下来。“天上下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 影片主题曲《九重山》在片尾响起，歌词来自韦绍兰老人曾经哼唱过的民谣，而这几句话或许就是老人们生活态度的真实表达。

影片片尾出现了22位老人的名字，但那些在影片完成前一个又一个离去的老人们，名字却被打上了框，最后剩下的只有9位老人。而在影片公映前的8月12日，黄有良老人的离世。则让幸存者只剩下了8人。这个令人伤痛的数字变化，仿佛一阵阵警钟在敲响、一声声嘱托在回荡。

遗忘还是记住，这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这种伤痛，她们不可能遗忘；这段历史，我们必须要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