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多耶夫采娃笔下的“白银时代”

她的回忆和忠实记录，使得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这些白银时代作家们聚会时的交谈、争论和调侃依然在我们的耳边萦绕、回荡。

■ 罗佐欧

巴黎从18世纪开始，就成为世界文化、艺术和时尚的中心，是各地作家和艺术家心驰神往之地。而俄国女作家奥多耶夫采娃的回忆录《塞纳河畔》，讲述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流亡巴黎等地的俄国作家和诗人们的经历。这些侨民作家是俄国文学“白银时代”的主要代表人物。如谢韦里亚宁、大叶塞宁、格奥尔基·伊万诺夫、格奥尔基·阿达莫维奇、巴尔蒙特、扎耶采夫，此外还有布宁，他在巴黎流亡期间（1933年）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在那“神话般的岁月”里，巴黎的文学生活极为活跃，大大小小的沙龙、晚会、音乐会精彩纷呈。这些漂泊异乡的俄国侨民作家们也没有相互孤立，而是经常相聚在一起，探讨文学和艺术。奥多耶夫采娃写道：“这是侨民当中最有趣和最有意义的活动之一——博内街的‘星期日’。”后来，他们又成立了“绿灯”协会，聚集了更多的人参与。虽然背井离乡、困苦交加，承受着各自不幸的命运，他们却依然过着一种富有勇气和艺术的精神生活。俄国侨民作家们的聚会也构成了巴黎文学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

《塞纳河畔》中，奥多耶夫采娃用了较多篇幅刻画女作家苔菲，她是俄国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幽默大师，既继承了果戈理的讽刺传统，又影响了后来的左琴科等人。她的幽默小说当时已经闻名遐迩，作者写道：“所有的人，从邮电局的职员和药房学徒直到沙皇尼古拉二世，都读她的书、被她的书迷住。”

苔菲在生活中的幽默个性令人印象深刻。布宁称她为“了不起的好说调皮话的聪明女人”。她是那种自身携带着欢乐能量的人，每次聚会，“苔菲出现后，一切都变了。大家忽然都来了神。”“她能把最寒酸的午饭变成盛宴。”她的欢乐富有奇异的感染力，那些“脸色阴沉、枯燥乏味、满腹怨气的人”在她面前也会立刻转为欢喜。她在艰苦生活中依然保持不变的幽默与乐观，深得作者本人的敬佩，在那个物质匮乏、情绪低沉的战争时代，苔菲像一道光，她不仅自己保持幽默、乐观，而且也感染着周围的人、在黑暗的日子里照耀着他们。

然而，苔菲实际上像许多幽默作家那样，是个神经衰弱的人，尽管她竭力掩饰。她很少袒露自己的内心，而将自己的痛苦、悲伤和绝望深深隐藏起来，“我的心被哭不尽的泪水泡透了……从外表看我整天嘻嘻哈哈……可里面不是心灵，而是一片沼泽。”创造欢乐，不意味着她只看到欢乐的表层，而恰恰是因为她洞察人世间的种种不幸。在谈到她的幽默小说时，她坦陈“我的每篇令人发笑的小说，其实都是悲剧，不过用幽默包装起来罢了。”因而，她的幽默、乐观更显得可贵。一次和奥多耶夫采娃散步，她手指着海洋上的一片绚丽晚霞说：“我永远看不够晚霞。我在背上同时感到对死亡的极端恐惧和对生命的疯狂渴望……活下去！充满生活朝气地活下去。”

奥多耶夫采娃在回忆录中也写到了“白银时代”最著名的女诗人之一茨维塔耶娃。书中写道，1938年，她在返回莫斯科之前来巴黎告别，在这只作短暂停留。在金格尔夫妇家星期四举行的“诗人约会”上，奥多耶夫采娃见到了她。但这次见面，也让奥多耶夫采娃感到遗憾，因为 “她非常讨厌伊万诺夫、阿达莫维奇和我，认为我们是彼得堡冒牌的唯美主义者。”

在与茨维塔耶娃的谈话中，奥多耶夫采娃了解到茨维塔耶娃的艰难处境：她并不想回俄国去，因为俄国的一切都很陌生而且敌视她，回到那里她很可能根本活不下去；但她在巴黎也待不下去，“我在巴黎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屈辱”“我无路可走——是俄国侨民把我排挤走的。”茨维塔耶娃回国后两年，就因为贫困、孤独和无助，最后自尽而亡。奥多耶夫采娃感到茨维塔耶娃遭遇的不幸，也是俄国侨民们造成的过失，因而当时就对她深怀愧疚。

除了深深的歉意和惋惜，奥多耶夫采娃在字里行间对她的为人和才华始终流露出一种由衷的敬仰，尽管茨维塔耶娃并不喜欢她。在回忆录中，奥多耶夫采娃用一种充满激情的语气谈到茨维塔耶娃对爱情的热烈和投入：在“可怕、黑暗、面对死亡”的日子，“她仍想方设法让自己幸福。爱情，崇拜和宠爱代替了她的糊口之粮。没有面包以及其他苦难她没说过半个字。她英勇地践踏‘穷困的生存规则’，不肯俯就寒冷和饥饿……她仿佛看不见周围的一切，飞升到虚幻的高空，从那里很难看清地面上发生的事。于是她感到幸福。”

阅读《塞纳河畔》，让人犹如亲临俄国侨民作家们的聚会，置身其中，和他们一起谈笑风生、聆听他们侃侃而谈。这离不开奥多耶夫采娃忠实的记录和高超的技艺。她以女性的敏锐观察力，通过一些常人不注意的细节，往往寥寥数笔便把她所接触过的作家描写得活灵活现；而且这部回忆录巧妙地运用了小说一样的叙述方式，生动有趣地呈现具体的情景和对话，将读者带到当时的真实情境，切身感受他们的独特个性和当时的氛围。

“流亡”一词给人的感觉也许是灰暗的、悲惨的，但读完《塞纳河畔》会发现，这本回忆录却贯穿着一种幽默、欢乐的气氛，整本书的风格自然、明快，一点也不显得沉重。尽管实际上，这些侨民作家们的命运大都很不幸，像作者所说“有的死在纳粹的毒气室里，有的在贫困潦倒中结束自己的生命，连诺贝尔奖获得者布宁也无法逃避贫困的命运”，也包括奥多耶夫采娃本人，她于1922年跟丈夫一道流亡国外，直到91岁高龄才得以重返祖国。但正如作者所钦佩的苔菲那样，她“在生活中充满幽默和快活……在最悲惨的情况下，最阴沉的人们，她首先看到别人看不见的可笑的一面”，这本书中也没有过多对命运的抱怨和对不幸的渲染，而是处处充满诙谐、回荡着欢声笑语，让人读来津津有味。

正如奥多耶夫采娃所说：“我不是写我自己，也不是为自己而写；我写的，是我有幸认识的人。我写他们，为他们而写。我尽量少写我自己，只是在与他们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时才提及。我只是眼睛，看到他们的眼睛；只是耳朵，听到他们的耳朵。我是那些最后看到和听到他们的人之一，我只是他们活的记忆。”多亏了她的回忆和忠实记录，才使得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这些“白银时代”作家们聚会时的交谈、争论和调侃依然在我们的耳边萦绕、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