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婆

□ 芦颖

我的婆婆过世已有5年,家中除了封存她穿过的一件灰色中式衣褂和一双手工方口黑布鞋外，再无她生活过的痕迹，遂了她老人家“走干净”的遗愿。

婆婆祖籍湖南石门，是地地道道的湘西人。婆婆生性寡言，每每问起她年轻时在湖南老家的生活，总是一句“有啥可说的”，便没了下文。婆婆1932年出生，20岁时嫁给了小她3岁的公公，婚后一年，公公从军，后转业在北京一所研究院工作；两人长期两地分居，直到1987年，按照国家政策，婆婆才落户进京，与公公过上朝夕相处、举案齐眉的生活，而此时，他们都已近暮年。

公公是“公家人”，婆婆是普通农妇。当年，公公被推荐到长沙工学院深造时，公公的父亲突发急症病逝，公公的母亲身体孱弱，家中还有三个未成年的小叔，更是平添了生活的艰辛。面对家中的突然变故，公公准备退伍还乡。但婆婆却用简短的一句“你莫回，我守家”，让自己从此负重半生。

婚后的8年间，婆婆和公公从单位、社里、亲戚、邻里多方筹钱，劳心劳力为三个小叔一一建屋娶亲，借账还钱、还钱借账成了婆婆生活的全部内容。但三个叔叔成家后，纷纷提出分家，把他们孱弱的母亲连同尚未还清的债务一并扔给了婆婆，缘由大概因为大哥是“公家人”吧。婆婆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即使之后幺叔、幺婶们或是写信或是托人带话，将诸如儿女嫁娶、家中修房铺路等事项报告给已身在北京的婆婆，婆婆仍然会从并不宽裕的家中挤出体面的钱物捎给他们。

婆婆当年接过的老屋，如今已历经百年风雨，在当地也是一座少见的旧式木屋。于我看来，那是一道绝美的风景，老屋依傍石门九渡河的岩湾，在一片俊秀葱绿的山峦间。屋前的晒场下，是一方水田，水田下是狭窄弯曲的小路，一条溪水伴在路边。老屋里的一切都留存着婆婆对丈夫的爱恋，对孩子的关爱，对生活的坚守。

三年困难时期，婆婆得知公公骑着自行车到北京郊区的田地里寻找食物充饥，便收罗家中仅有的红薯、笋干，悉数托人带给公公。期间，婆婆生下第一个孩子，但没过几个月便夭折了。空寂的山谷中、黢黑的深夜里，只有老屋最能体会婆婆内心的苦楚与伤悲。后来，日子渐渐好起来，婆婆在老屋里又生养了三个儿子；每个月初，公公准时把工资汇给婆婆。一家人虽然聚少离多，却也温暖幸福。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操劳的婆婆踏着晨露在山间砍柴，呛着炊烟烧火做饭，孤灯月影下织布缝衣；早春时免不了炒制新茶，农忙季奔波于耕田插秧，间或也有与回家探亲的丈夫短暂的温存。对三个儿子来说，寡言的母亲很少用言语表达爱意，却将母爱默默地融化于对他们的日常教育和性情磨炼中，调教他们从小分担家务，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母子四人各司其职，粮仓、柴房、鸡窝、猪舍处处整洁，水田、菜地、毛竹林满眼葱郁。婆婆精细地盘算日子，供三个儿子读书，老大、老二都读到高中毕业，并谋到了很好的工作；我的丈夫是婆婆最小的儿子，儿时个性顽皮、贪玩逃学，经婆婆调教后，后来考到北京读了大学。

我和丈夫结婚时，婆婆已年近70岁。婆婆矮小瘦弱，背微驼，也许是年轻时南方水土的滋润，岁月并没有在她的脸上留下深刻的皱纹。婆婆衣着干净，稀疏的白发梳理得整整齐齐，总是笑脸和人说话，让人感到和蔼、亲近。

20多年前，初到北京的婆婆陪着公公住在单位的筒子楼里，很少踏出家门，一心照顾工作的丈夫和读书的小儿。搬进新建的家属楼与小儿同住后，看着小儿娶妻生子，婆婆依然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家中每个角落都能看见婆婆默默劳作的身影。我坐月子时，每天早晨，婆婆都会把一碗冒着热气儿的红糖水放在我的床前，碗里还泡着两颗刚出锅、剥了皮、嫩弹光滑的煮鸡蛋。婆婆更爱她的小孙儿，虽然年老体弱多病，不能照料孙儿，却也尽其所能精心呵护。夏日，她总是轻轻地用薄布单儿盖住午睡孙儿的小肚儿；一听见孙儿跑回家的拍门声，马上赶出来给孙儿拿鞋、开门，弯腰逗着孙儿说笑。

晚年的婆婆是幸福的，家庭和睦、儿女孝顺、子孙满堂，但却终没能抵住生命的凋谢。2007年，婆婆患上了乳腺癌，从发病到病逝，还不到3年。婆婆与北京，永远隔着家中的这道门，无论谁劝，固执的婆婆终究不肯到专科医院接受治疗，仍然和年轻时一样，默默地忍着、耐着。然而，婆婆并不惊恐，依然是那样地豁然平静，只是越来越少做事，起初还能给孙儿开开门、问问话，往后就只能躺在床上了，而我们却很少听到她的呻吟声。

婆婆最后是躺在老屋的木床上闭的眼睛。依着她生前的愿望，按照土家人的风俗，家人把她土葬在老屋后面的山上，让她得以终日守望老屋。这座百年老屋，于公公仅是他的人生驿站，于我丈夫及其兄弟三人只不过是少年记忆，而于婆婆却是她的今生来世。如今，遥望老家湾里，青冢残阳照，风劲老屋斜，这绝美的风景，仿佛是在向路人述说一个女人守护岁月的故事。

（本版插图 小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