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
记者 富东燕
1977年10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当时全国上下一片欢腾,“高考”这一改变个人命运的机会来了,彼时,570万男女青年从田间、地头、工厂、矿山走进高考考场。
40年后,如今的高考,或许已不似当初那般万众期待,但其促进社会阶层流动、改变个体命运的作用依然存在。40年间,高考的变与不变存在于哪些方面?未来,高考制度将会如何变革?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采访了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海峰。
记者:回首40年,您认为高考制度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
刘海峰:恢复高考在当时是一个重大的决策,意义重大,而且不仅对于中国的教育意义重大,更是中国社会拨乱反正的重要举措,是中国社会由乱到治的关键转折点。
在恢复高考20周年的1997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评论,叫《伟大的转折》,文中写道“恢复高考挽救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这么说一点儿也不为过。而对每个个体而言,恢复高考是彻底改变命运的事件,1977年一共有27万人通过高考考上大学,这些人的命运从此改变,我就是这27万人之一。每个77级大学生都有自己独特的高考故事,每个人不一样的高考故事构成中国教育史上“春天的故事”。
记者:近年来随着高考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高考对改变个人命运的作用有所减弱,但毋庸置疑,高考仍然是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通道。您对此的感受是怎样的?
刘海峰:1977年恢复高考当年,大学的录取率是4.8%,基本上25个人才能考上一个,而现在的录取率已达到80%多,说明当时考上大学是非常难的。但高考改变命运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各行各业急需人才,当时只要上了大学一定可以分配工作,而且大部分工作都是干部身份。
之后,随着大学录取比例的提高,特别是1999年高校扩招以后,高考改变命运的功能有所减弱,尤其是考上一般院校的考生,还出现了毕业后就业难的问题,所以在个别农村地区,新的“读书无用论”又出现了。
但我认为,高考对于促进社会阶层流动、改变个人命运的相对概率还是很大的。
记者:关于高考改革的声音从没停止过,反映了人们对更科学选拔人才机制的呼唤。这么多年来,高考政策的“变”与“不变”存在于哪些方面?
刘海峰:这40年间,和高考相关的制度发生了很多变化,录取人数、录取比例上的变化,科目、题型难度的变化,报名、填报志愿、阅卷方式的变化等等,40年前和现在比,这些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变化。
但高考以不变应万变的是其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机制。高考的核心部分,就是让所有考生有公平竞争的机会,通过择优录取把优秀的人才选拔出来。所以高考的公平性是不会变的。我始终认为,高考是有一些弊端,但对中国社会而言,是一种适应中国国情的考试制度,利明显大于弊,如果没有高考,中国会出现很多社会问题。
记者:目前,教育质量在城乡和地区间分布不均衡的情况普遍存在,您对此有什么建议和意见?
刘海峰:中国社会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之间存在着教育质量、环境、交通、文化等方面的不均衡,这是客观情况,短期内不可改变。在城乡各方面差别相当明显的情况下,想仅仅通过高考改革来改变城乡差别,是不现实的。不过,在高考方面,要在命题上做到题目公正客观,不要出现不利于哪个地区或哪个阶层的题目,要尽可能防止出现不利于农村地区考生的题目。
记者:如今社会对人才的渴求越来越强烈,“哪个大学毕业的”是一个单位选拔人才的主要依据之一。您认为,如何完善高考制度,才能担负起为国家未来选才这一重任?
刘海峰:高考无论怎么改革,我还是主张以统一的刚性指标为主,循序渐进开展多元的考核。刚性指标是指分数,分数在高校录取上还是要作为主要依据,没有刚性的标准,容易出现问题,而分数是最有公信力的。在此基础上,适当考虑其他因素,比如考生平时的操行表现、各种成长记录等。
现在有些高校在实行自主招生,就是把高考分数作为重要依据,但不是唯一依据,比如“三位一体”招生办法,高校会依据考生的高考成绩、综合素质评价成绩和高中学业考试成绩按6∶3∶1的比例取综合成绩,择优录取。从目前试点效果看还不错,但招生的量比较小,投入的人力、财力、物力很大。这种方法对小规模招生还可以,如果大范围招生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各方面成本也太高。所以在多元考核方面,还应该探索研究更优的办法。
记者:如今,您已出版《科举学导论》《高考改革论》等著作30多部。想传达一种什么理念?
刘海峰:集中研究高考和科举,是我的专业兴趣所在。在一定意义上,科举有如古代的高考,高考有如现代的科举。高考在教育领域中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制度,也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专题。同时,高考改革涉及千家万户,影响重大,这就需要有人去对此进行全面的研究和长期的规划,为国家高考改革的顶层设计提供理论支撑,提供可资参考的意见。因此,研究和撰写这方面的书籍,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