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与不变：城乡迁移重塑家庭性别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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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城乡迁移在家庭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指出了迁移家庭“变与不变”的性别秩序。一方面，打工生活打破了女性家务照料承担者的角色定型，使其家庭经济地位及话语权都有所提高，男性在家庭情感方面的支配地位遭到消解。但另一方面，传统性别观念的转变依然滞后于现实， 一些家庭仍在维护男性支配地位。

■ 杜平

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家庭之中的性别关系也在延续与转变的彼此较量中呈现出不同特征。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之一，城乡迁移对于社会面貌的影响突破了社会经济范畴，延伸至兼具私人性与社会性的家庭领域。迁移的持续推进，不断地消解与重塑家庭之中的性别秩序，并体现为家庭性别分工、夫妻权力关系以及夫妻情感依赖方面的“变与不变”。

城乡迁移改变家庭性别秩序

城乡迁移带来了打工夫妻生活内容的简化，与之相伴随的是家务分工去性别化现象的出现。

首先，迁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男性对家务劳动的参与，对女农民工而言，打工者的身份能够使她们跳脱出家庭照料者的角色定型。

与留守家庭成员空间上的分离在客观上将子女照料的责任转移给老人或其他亲友，从而减轻了女农民工的照料负担。具体到工厂中的劳动与生活，一体化的管理体制不仅对产品生产进行严格规定，也对劳动力再生产做出具体安排。尽管打工夫妻通常会为了保留一份私人空间而选择厂外居住，但长时间且制度式的工作安排在重新分配家庭生活时间的同时，也大大简化了他们的生活内容。对于工作安排并不同步的夫妻来说，他们所体验到的时间限制则更鲜明。

与此同时，工作取代家务成为已婚女工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客观上限制了她们参与家务劳动，而夫妻之间的家务分工不再仅仅以性别为线索，也会配合双方实际的工作安排与个人兴趣。男性在不同生活场景之下参与家务劳动的情况有所差异，也在其他经验研究之中得以证实。在美国打工的墨西哥移民迫于环境限制和经济考虑，会自己做饭和洗衣服；但回到墨西哥的他们为了不出让男性家长的特权，则不会参与这些家务劳动。可见，迁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男性对家务劳动的参与。当夫妻双方同在城市打工，以性别为依据的家务劳动分工出现了变动的空间。

其次，打工夫妻之间权力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一方面，打工夫妻之间权力的变化体现在随着妻子对于家庭经济的贡献日趋凸显，她们使用与控制家庭资源的权力也随之提升。根据资源理论，婚姻中个人所拥有的权力与其带给婚姻及提供给配偶的资源相互关联，权威和权力来源于配偶双方占有资源的比较。尽管外出打工充满艰辛，但由此所带来的经济收益不仅有助于妻子摆脱对丈夫的经济依赖，更使得她们成为家庭不可或缺的经济来源之一。有赖于稳定的收入，女性可支配的资源较以往大幅增加，处理家庭事务的灵活度也有所提高。当夫妻双方的经济收入变得更加透明，男性难以垄断资源分配的权力。夫妻对于家庭经济贡献上的差距越来越小，妻子控制家庭资源的权力则逐渐加强。

另一方面，妻子通过参与社会经济生活实现平权，促使她们在家庭事务决策中有更多影响力。处于城市底层的农民工，在工作与生活中都会遭遇不同形式的压力与不公正。当打工夫妻需要应对由此所带来的不同问题时，妻子非但不会被排除在外，而且会作为参与主体提供重要的对策与意见。在长期的生活经验中有更多压迫体验的农村女性，善于以低姿态去化解困难，因此她们的生存策略更适用于农民工在城市之中的处境。此外，她们能在家庭事务处理上发出更多声音，不再扮演唯命是从的妻子或儿媳，经济独立带动了她们家庭地位和话语权的提升。

其三，打工生活间接影响了男性在情感关系中的支配位置。

尽管公共领域的参与并不能直接介入私人情感领域而对打工夫妻的关系产生影响，但打工生活所带来的体验与改变却得以间接地危及男性在情感关系中的支配位置。消费主义之下的城市生活，为女性形象的管理提供了多元空间，在增加个人魅力的同时也提升了对自我价值的信心。打工生活拓宽了人们的社交网络，也增加了异性交往的可能性。虽然这些交往并不必然包含着浪漫情感要素，但仍能对夫妻情感的稳定性构成潜在威胁。事实上，无论女性还是男性都可能在迁移过程中遇到或多或少的诱惑，从而降低对配偶的情感依赖。然而，当夫妻感情受到考验时，男性体验到更多的剥夺感，因为他们以往在情感关系中的优势受到了威胁。妻子不再作为丈夫的私人附属品而存在，丈夫也不再是妻子寄托感情的唯一选择。当妻子获得更多的选择机会与空间时，夫妻在情感关系的博弈中重新调整着对彼此的依恋。

家庭性别秩序的自我维护

在变化的婚姻关系中，此消彼长的权力渗透并呈现于日常实践，重新塑造着家庭生活的互动模式。然而，家庭之中的性别秩序既建基于厚重的历史文化基础，又在生活互动中得以复制和再生产，因此改变的发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首先，尽管城乡迁移从客观上改变了农村家庭的分工模式，使女性得以从繁琐的家务劳动中暂时解脱，但是观念的转变却远远地滞后于现实。

迁移所带来的“缺位”并不能为农村女性转嫁家庭责任提供足够的支持，更难以彻底改变她们在家庭分工中受支配的地位。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束缚着已婚女工职业发展的步伐，也阻碍了家庭分工去性别化的彻底转变。从资源的分配与使用来看，虽然妻子对于家庭经济的贡献不可忽视，但资源的分配依然主要围绕着男性的利益而展开，而丈夫也还掌握着资源使用的优先权。在参与家庭决策方面，丈夫既然能够咨询和采纳妻子的意见，也同样能够将她们拒之门外。当妻子的干预阻碍了男性权力的行使时，她们会被有意识地排斥在外；而当她们的反抗挑战了男性权威时，则可能遭到严厉的惩戒。

其次，男性巩固支配地位和家长特权的渴望并不容易消解，他们仍不遗余力地维持其支配地位。

不难想象，当迁移过程中家庭性别秩序的改变对男性特权构成威胁时，他们会选择不同的方式对挑战做出回应。妻子在家庭经济领域的参与体现于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细节，她们控制资源能力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男性控制资源的自由。为了摆脱妻子的控制与限制，有些丈夫采取隐瞒或欺骗等迂回方式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些方式并不直接导致夫妻之间的冲突，在男性群体内较为常见。与之相比，暴力的使用则是另一种极端的回应方式。在特定情境下，暴力是巩固性别统治穷途末路的选择。丈夫使用家庭暴力对违背其意愿的妻子进行惩罚，但未必能保证男性意志在实践中的贯彻。这种简单粗暴的回应如同绝望的呐喊，尽管展示出身体的强悍，却也透露出权能的式微。

（作者为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