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女农民工城市适应性及提升对策

编者按

在当下农村人口城市迁移的浪潮中，女性所占比例越来越高，这一现象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更加明显。本文通过统计数据分析发现，新生代女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过程呈现出复杂性，无论经济、社会或心理层面，还都无法融入城市生活。为此，应建立健全新生代女农民工工作保障体系，加强对新生代女农民工的就业指导，开展新生代女农民工心理咨询与服务，推动其适应城市生活。

■ 曹卫国

在当下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浪潮中，有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男性在流动人口中占据主体地位的状况正在发生改变，女性流动人口所占比例越来越高，这一现象在新生代农民工（指1980年以后出生的流动人口）中更加明显。

女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女农民工数量的日益增多与中国女性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及产业结构调整密不可分。伴随着城市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大城市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激增。此外，家庭式迁移方式日益显现，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有更多农村女性劳动力选择到城市就业，在城市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新生代女农民工在大都市的适应状况，关系到城市的和谐与稳定大局，也关系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笔者依托北京团市委在北京开展的“北京市非京籍务工人员发展状况”调研数据展开研究。该调研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在北京市的17个区（县）抽取56个街道进行调查，共产生有效样本7268份，其中男性农民工样本3580份，女性农民工样本3593份（另有95个样本性别数据缺失）。

新生代女农民工城市生活融入度不高

笔者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特征、经济状况、社会交往状况、心理认同状况及居留意愿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整体来看，新生代女农民工对城市生活存在疏离感，社会融入度不高。

——个人特征方面，新生代女农民工与新生代男农民工相比，存在诸多不同。同男性相比，在京女性劳动力拥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年龄更小，更倾向于近距离迁移，表现为来自中东部省份的劳动力数量要远多于西部，而且女性中已婚比例更高。

——从经济层面看，新生代女农民工大多可以找到就业机会，但就业层次较低。新生代女农民工大多能够找到谋生的工作与手段，有相当比例的人就职于餐饮业、批发零售业、生活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等工作简单、重复性的非技术性行业，这些行业不仅脏、乱、差、累、苦、危险，而且劳动强度大，且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和假期休息。尽管月工资收入比迁移之前有较大提高，但是面对城市里的高消费，较低的收入使其消费停留在满足衣食住行的水平上，每月的结余极为有限，所以这个群体在城市生活中仍属于偏下水平。整体看来，这些外来人员对工作的满意度不是很高，在经济层面的适应程度并不高。

——从社会层面上看，新生代女农民工社会交往依然局限于同质群体和初级社会关系，适应城市社会的能力有限。无论是男农民工还是女农民工，其日常生活的交往都局限于同乡、同事以及来自其他地区的农村人。她（他）们在社会交往中依赖和选择同质群体以及初级社会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和以“我”为中心来构造交往与互动的差序格局，业余生活贫乏，看书、进修学习等活动较少，休闲方式停留在自我娱乐与内部消磨时光的阶段，无论是休闲消费还是居住消费都奉行节约的原则。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文化适应方面仍然无法避免明显的封闭性、有限性。女性与男性的差异体现在，女性交往的当地朋友更多，交往朋友异质性略高于男性，社区活动参与性低于男性，对社团组织活动、社区管理等方面的参与程度似乎也很有限，但是她们对于志愿活动的兴趣要高于男性。这表明女农民工在社会层面适应城市社会的能力也有限。

——心理层面上，无论是新生代男农民工还是新生代女农民工，其自我身份认同都呈现出边缘化倾向。尽管已经生活工作在城市多年，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认为自己是城里人，依然认为自己是打工者、新居家、流动小青年，自我身份认同呈现出边缘化的倾向，对城市存在一种不认同的疏离感，并将其归因为户口和住房。其中，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自我评价更集中于中层和中下层，女性群体内部自我评价的差异性不大。相比之下，男性的自我评价差异性更大，认为自己属于上层和底层的男性比例比女性多。此外，女性认为自身遇到不公正待遇的比例显著低于男性。

——从居留意愿上看，只有不到三成的女农民工明确表示要留在北京。一成多的新生代女农民工表示要离开北京，其余人则持模糊不确定的态度，这样一种态度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受教育水平高、签订劳动合同、在外打工时间长、朋友中北京人数量多、自评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女性留京意愿强。相比之下，家乡离北京远、认为北京市民排斥自己的女性更倾向于返回家乡。但上述因素对于男性的居留意愿没有显著影响。此外，收入、婚姻状态、是否遭遇不公正待遇对于男性及女性农民工的留京及离京意愿均没有显著影响。

综上所述，新生代女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过程呈现出复杂性，无论是经济适应、社会适应还是心理适应，还都无法真正适应城市生活，与城市生活存在着不小差距。

提升新生代女农民工城市适应性的对策建议

新生代女农民工对中国城市经济建设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促进该群体适应城市生活，是各级政府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笔者在分析新生代女农民工城市适应状况的基础上，尝试提出提升其城市适应性的对策及建议。

——建立健全新生代女农民工工作保障体系。应建立健全新生代女农民工的工作保障体系，有效保障其合法权益：与她们签订劳动用工合同，规定基本工作时间，关注其特殊生理条件，为其提供社会保障，购买生育保险等。此外，也应通过开展培训等，增强新生代女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增强其维权意识。

——加强对新生代女农民工的就业指导。一方面，开展对新生代女农民工的理论培训，开展诸如法律知识、职业生涯规划方面的讲座；另一方面，考虑到女性心理和生理方面的特殊性，要对其进行必要的教育及劳动技能培训，增强其自我保健意识及职业技能素质，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实施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各级妇联组织应充分发挥“娘家人”的作用，从新生代女农民工的实际需要出发，为其开设各类职业技能培训班，引导其积极参与学习，提高个体市场竞争力。

——关注新生代女农民工心理健康。为了更好帮助女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应关注其心理健康。各级政府、城市妇联和社区管理部门要重视女农民工的心理健康，设立心理健康门诊或心理咨询讲座，加大财政投入，建立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心理咨询服务部门。另外，在社区建立“女农民工联谊会”或“女性之家”的活动场所，让其在工作之余，除了家庭之外也有自己的活动领域和空间，使之能够抒发心理情感，寻求心理问题的解决。

（作者为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