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黎
我的家乡在豫南一个乡镇上。我大概统计了一下2016年秋季村里孩子的入学情况,发现去县城上幼儿园的孩子占上幼儿园孩子总数的约1/10,去县城上小学的孩子比较多,占了全村小学生总数的7/10,而去县城上初中的孩子比例最大,除了3个家境较为困难的初中生,村里几乎所有的初中生都去了县城的中学。令人意外的是,所有被家长送到城里上学的孩子,去的都是私立学校,而不是公立学校。
我们村位于镇中心,村民人均土地不足一亩。目前村里有一半左右的农民主要靠在乡镇集市上做生意获得家庭收入,另一半则靠在县城以及其他城市打工。一般来说,夫妻俩一年辛辛苦苦劳作,普遍收入为5~10万元,少数能挣到十几万。一个孩子一年花1万多块钱上学,这个教育支出在全家总收入中的占比是非常重的。而且,一旦孩子去了城里,可能就要一直在城里上学了,从小学到初中,年年1万多的教育投资,对村里的家庭来说还是有压力的。此外,有的家庭甚至要负担两个甚至三个孩子去县城里读私立学校的费用,也就是说,一个家庭一年要花2万多甚至3万多的钱在教育上。对村里的家长来说,这真是一份沉甸甸的压力。
除了费用上的压力,送孩子去县城读私立学校关系到孩子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孩子能不能适应,玩心大的孩子是不是可以收心,孩子成绩到底能不能提升等等,这些都是不确定的。但这都没有阻挡住村民们送孩子去私立学校上学的步伐。
起初,村里的父母送孩子去私立学校是因为一些被动的、偶然性的因素:比如家中没有精力照顾孩子。村里大部分年轻夫妇外出务工,孩子留给家中老人照顾,但是有的家庭老人年事已高且子女众多,没有能力照顾所有孙辈,此种情况下,将孩子送到私立学校上全托,有人管,学习成绩也好,父母出门在外也就放心了。这是不得已的选择。
还有一些年轻夫妇结婚前在外打工、学手艺,结婚后就回到镇上定居、做生意,生意做大了,全家老小齐上阵,每天从早到晚忙不过来,以至于没有精力照顾孩子的学习、生活,便将孩子送到私立学校上中托,平日里由学校代管孩子的学习、生活,周末回家两天。虽然经济压力大了,但是全家省一省,多干些,还是能拿得出,这样既大大节省了家长的精力,又能让孩子有较为健康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不失为一个能够平衡生意和孩子教育之间的选择。
随着越来越多的孩子被送到私立学校上学,私立学校的优势也渐渐被更多的家长认同。比较突出的是它的“封闭性训练”,能让孩子形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封闭式学校的作息时间安排很满,从早到晚学生的自由时间很少。村里的孩子刚入学时会对这种“封闭性训练”有排斥,但是反抗没有产生效果后,也就慢慢地接受、适应了。
私立学校这种优势让一些重视孩子教育的家长充满希望。他们中有些人虽然有能力管教孩子,但是期望孩子能获得更大进步;另一些人自认为没有能力管教孩子,所以希望“送到私立学校让老师管一管”。对这些家长来说,哪怕家里有精力照顾孩子,也会将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因为私立学校代表着更好的教育环境,也代表着家长教孩子成龙成风的决心和勇气。
如今,村里越来越多的家长主动考虑把孩子送到城里的私立学校去上学,这种选择不再仅仅是出于没有精力照顾孩子的无奈,或者希望孩子飞得更高更远的期待,还出于一些非常积极的策略性考虑:比如能让自己腾出空闲做自己的事情,实现自己的价值。
我的小姨去年秋季将一对双胞胎孩子送去城里的私立学校上小学6年级。她本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村家庭妇女,家里收入全靠姨夫一年做瓦活的六七万块钱。双胞胎是由小姨拉扯大的,小姨最初送孩子去城里上学既不是出于没有精力照顾,也不是出于对孩子有更好的期盼,而是出于自尊心——看到左邻右舍曾是自己孩子玩伴的小孩都去城里上学了,觉得如果自己的孩子不去城里,既丢面儿,又委屈孩子,因此,咬咬牙也要将孩子送去城里。一个学期下来,小姨认为,且不说孩子在学习上和生活上都进步许多、懂事许多,连自己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被两个孩子羁绊多年,现在他们去了城里,自己也终于得以在正年轻的时候抽出精力来,做些自己的事。她与村里的其他妇女一起,去城郊的电暖器厂找了个工作,每月有了两千多块钱的稳定收入。
送孩子到城里上私立学校,本是农民在既有的生计模式下不得已的选择,但是发展到现在,它已经变成了农民寻求更好教育资源的主动选择,变成了农民调整家庭生活各方面的精力投入和金钱投入的策略性选择。从不得已而为之到有目的地主动为之,我看到的不仅是农民对儿女成才的殷切期盼,也是对更美好家庭生活的愿景,以及对自我价值的追求,这些期盼、愿景和追求是农民生活的意义所系和精神所依。
或许因为如此,从农民送孩子上私立学校的这个选择中,我感受到家乡农民生活的勃勃生机。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