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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7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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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报新女学周刊 知道 探索中国女性主义经济学的本土化重构 遁入幻境:草间弥生的艺术世界 关注人性培养:玛莎· 纳斯鲍姆的诗意哲学 变动时代的性别表达——新时期女性文学与文化研究文献史料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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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人性培养:玛莎· 纳斯鲍姆的诗意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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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莎·纳斯鲍姆是继波伏瓦之后又一位举世闻名的女哲学家,她的诗意哲学试图探讨情感的本质和人的概念,关注人性培养问题。在她看来,“培养人性”就是要培育人类普遍的尊严意识,以及“人的价值和尊严是平等的”思想。玛莎· 纳斯鲍姆认为高校教育是培养人性的重要途径,为此需要培养学生的批判性审视的能力,世界公民的意识及叙事想象力。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芝加哥大学伦理学教授玛莎·纳斯鲍姆,是继波伏瓦之后又一位举世闻名的女哲学家,被人形容为“美得紧致且硬朗,言谈举止像个女王”。我倒是十分惊讶她在各个方面的成就——不仅学术上令人瞩目,还当过专业演员,爱好表演和歌唱,而且每天坚持锻炼,尽管年已七旬,却依旧有着少女般的身材。如今她的一些重要著作都有中译本,我曾经邀请她来清华大学讲学,她回信说自己目前主要关注印度研究,忙不过来,但我还是告诉她,她在中国有大量学术粉丝,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把她和朱迪斯·巴特勒等当代杰出女哲学家请到中国来进行学术交流。

“培养人性”:培育人类普遍的尊严意识

《哲学杂志》曾评论说:纳斯鲍姆一直试图恢复诗的哲学目的,使之更像讨论哲学的助手。她那本厚重的哲学著作《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和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讨论的就是这样一个核心问题:人类容易受到各种运气的影响,这些运气在好品格的形成中有什么作用?苏格拉底说“好人不可能被伤害”,理由是如果美德有了保障,人们的生活就有了保障。然而生活的事实却并非如此,于是,许多人对苏格拉底的上述观点提出异议,因为即便一个人有了美德,仍会由于一些自身无法控制的因素而被伤害或伤害他人,也包括伦理伤害。“我们无法控制的事件可能影响我们的幸福、成功或者满足,甚至也可能影响我们生活中的核心伦理要素。看来运气在我们的伦理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人类繁荣很容易受到运气的影响,这是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古希腊哲学从未怀疑过的一个核心主题。”人类善的生活充满脆弱因素,古希腊诗人有一个理念——情感是人类关于善的生活之洞见的来源。亚里士多德也相信这一点,相信灾难能够摧毁人类繁荣,而情感让我们体会到这些不幸的重要意义。

纳斯鲍姆的诗意哲学试图探讨情感的本质和人的概念,关注人性培养问题。“只要我们还活着,只要我们身为人类一员,就让我们来培养人性吧。”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的这句话一直是她努力的方向。人们把纳斯鲍姆理论称为“新斯多葛派”的政治道德哲学,斯多葛派把情感作为一种价值判断来分析,但纳斯鲍姆对这一理论给予修正,她主要考察人类从儿童到成人情感的演变,以及如何通过文化把社会规范逐渐内化到人类的情感结构中。她提议建立一种情感认知的理论,因为这预示着社会改进的方向。在她看来,“培养人性”就是要培育人类普遍的尊严意识,以及“人的价值和尊严是平等的”思想。

“高校教育”:培养人性的重要途径

高校教育是培养人性的重要途径,为此,纳斯鲍姆走访过十所美国高校,调查分析这些学校所进行的“通识教育”,看它们如何进行人性和公民批判精神的培养,尊重人们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不仅仅从政治角度定位人性。Liberal Education和General Education通常被中译为“通识教育”“博雅教育”“普通教育”或者“自由教育”,主要指为了培养学生品格、批判性思维,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合作精神而有计划实施的学校教育。而就西方教育史而言,Liberal Education和General Education并非完全相同,通识教育只是一种现代的说法,而且内涵更丰富。我感觉把Liberal Education译为“自由教育”更能体现出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及其精神样态。其实如何翻译也不那么重要,关键是这种教育在不同文化中所期待达到的目标,培养有担当、有责任感、有洞见,有心胸和关怀品质的人才是关键。

纳斯鲍姆喜欢从哲学入手研究“通识教育”——或借鉴苏格拉底对生活的反思,或参考亚里士多德对于公民权的反思,以及斯多葛派的“自由”概念,这些反思和理念旨在使人获得思想自由,不受习惯和习俗的束缚,具有关怀、机敏和敏感的特征。在高校调研中,纳斯鲍姆发现虽然一些院校也声称开展“通识教育”,实际上却以职业技能教育为重,把对人的综合培养放在次要地位,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地提问:我们应当如何培养人性?

纳斯鲍姆认为这需要培养三方面的能力:其一是对于自己和自己的传统能够进行批判性审视,只有这样才能过一种苏格拉底所说的“反思生活”,苏格拉底把这种生活看成民主最重要的教育目标,强调教育的发展不是靠老师灌输,而是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学生自己的信念。其二是培养一种世界公民的意识,不仅把自己视为某个地区和团体的公民,而且意识到自己与世界和他人的密切关联,建立起相互承认和关怀的纽带。这一看法与爱因斯坦的一个观念十分相似,后者也看到与他人和集体建立和谐关系的意义,强调一个人必须学习去理解人们的动机、欲望和疾苦。其三是要培养一种叙事想象力。这意味着能够从与自己不同的人的立场出发考虑问题,倾听他们的故事,理解他们在特定环境中可能产生的各种情感、渴望和要求,以便依据其意图来理解他们的行为。在国际生命伦理学课堂教学中,教师也常常组织学生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进行案例讨论,我想这也就是纳斯鲍姆所概括的“叙事想象力”。

纳斯鲍姆还对中国式的“大文科”概念进行反思,指出世界上尚无一个国家如同中国一样把知识笼统地划分为文科和理工农医科等科。她认为人文学就是人文学,与经济学、金融贸易、法学和管理学关系不大,不能把它们笼统地称为“文科”,确切地说英语中的人文学(Humanities)就是哲学、历史、文学和语言。在精神品质上,人文学科可能与物理、化学、数学和生物等基础学科更为接近,而与经济学、金融贸易学、法学、管理学、工程学相去甚远。前者属于基础学科,后者属于能够立即带来社会效益的实用学科,并属于职业教育的范围,主要培养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人。而人文学科培养的是能够传承和创造纯粹知识的人。

依我之见,尽管纳斯鲍姆的这一思考有其合理性,但依旧出于西方人的教育理念。在中国,各种教育的首要目的是“育人”,人文学是所有学科必备的基础知识和素养,而并非象牙塔里的纯粹学问。我更赞同纳斯鲍姆关于通识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人性的说法,人性当然是从事任何学科的人们所必备的本性。此外,人类每天都生活在不可预见的、复杂多变的世界中,几乎所有的问题都不会依据我们目前的学科体系出现,而问题的解决显然也不能仅仅基于某个单一的学科。其实通识教育不应仅仅局限在那几门攻读经典的“核心课程”中,它应当渗透到高校教育的方方面面。

纳斯鲍姆曾这样告诫自己的女儿:“大胆地发表意见,而且是自己的意见。”我认为,高校教师的责任是为学生提供这样一种思考和表达的空间。

(作者为清华大学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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