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杠杠”能否管住“穷讲究”?

核心提示

每年春节期间是我国不少农村地区结婚“高峰期”。记者近日在山东、河南、安徽等地农村调查发现，婚嫁彩礼在一些地方动辄十几万元，普遍要求在城区买房，远超一般农村家庭的承受能力。虽然有的地方出台了“彩礼指导标准”，但“硬杠杠”难以管住“穷讲究”，“高额彩礼”并未绝迹。

□ 张志龙 陈尚营 双瑞

动辄十多万、城里买房，高额彩礼导致农民负债“多年翻不了身”

安徽省潜山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潜山人汪贺为了结婚，家里东拼西凑在县城买了房。但去年定亲时，女方要求汪贺家给12万元彩礼。“他家情况一般，买房已经花光了积蓄，又要十几万的彩礼，只能借钱了。”汪贺的一位亲戚告诉记者，现在还只是定亲，后面还有办婚礼等花费，加起来超过20万元，这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负担沉重。

据记者调查，安徽的情况并非个例。在鲁西南和豫东多个县区，仍存在“一动不动”(“一动”是10万元以上的小轿车一辆，“不动”是在市区有一套房子)、“万紫千红一片绿”(一万张5元、一千张100元和若干50元，算下来超过15万元)等彩礼说法。在山东菏泽市、聊城市个别县区，河南三门峡、新乡等多地，在县城或市区买房，已经成为农村女方结婚普遍提出的要求。

山东曹县干了36年村干部的王西义说，现在村里青年人在外务工的多，结婚时基本都要求在县城有套房子或者村里盖上2层小楼。“曹县县城的房子差一点的也得20多万一套，自己盖楼也得花十五六万，再加上彩礼，农村结婚20多万算是‘起步价’。”

王西义说，当地农村年人均纯收入也就万把块钱，一家三口不吃不喝得七八年才能攒够，所以农村结婚几乎没有不“拉饥荒”的，“这两年日子好不容易有改善，娶个媳妇一夜返贫”。

“很多老百姓好不容易攒了点钱，有点小本钱，可以用在发展产业致富上，但高额的彩礼断了这条门路，导致一些农民负债累累，生活困难，多年翻不了身。”曹县一名乡镇干部表示。

给“高额彩礼”划红线 有的地方仍然管不住

1月19日，是河南省台前县后方乡后张村村民22岁的张鹏和新娘许世秀大喜的日子。为推行婚事简办新规，村干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男女双方最终将彩礼定在6万元，婚事采用简办形式。

张鹏彩礼节省源于当地最近推出的一个指导性文件。去年12月27日，河南省台前县下发指导意见，要求进行彩礼控制，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彩礼总数控制在6万元以内。

事实上，出台农村红白事指导文件，特别是限制“高价彩礼”，台前县并非个例。最近两年，四川金阳、山东巨野、河南清丰等多地也划定了“彩礼指导标准”。

记者调查发现，出台相关规定的地方，一般都把“彩礼指导标准”划定在6万元。四川金阳在2015年12月出台实施细则，明确婚嫁礼金总额不超过6万元；去年2月初，山东巨野县文明办下发指导意见，也倡导婚嫁礼金不能超过6万元。

巨野县文明办主任李兵表示，倡导6万元婚嫁礼金是根据当前农民的收入水平，并和老百姓充分座谈调研后确认的。“既考虑了传统习俗和承受能力，也想让老百姓养成一种自觉行动，遏制‘高额彩礼’。”

“彩礼指导标准”等是否真能管住“高额彩礼”？记者采访的山东、河南一些地方的文明办负责人表示，出台“彩礼指导标准”只是一种引导行为，并非强制措施，在个别地区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巨野县冯楼村红白理事会会长孙自海告诉记者，虽然当地出台了“彩礼指导标准”，但送不送彩礼、送多少彩礼都是老百姓自己的事，“人家就是愿意给高的彩礼，我们除了苦口婆心劝说也没有其他硬性办法”。

规范彩礼钱政府需要“硬杠杠”“软行政”双管齐下

专家表示，彩礼的出现有其历史原因，但现代社会如果要求彩礼过高甚至出现“天价彩礼”，肯定是一种陋习，但这样的陋习仅靠政府一纸禁令很难改变。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步雷认为，农村高额彩礼虽是传统习俗的遗留，但前些年一些党员干部大操大办也带坏了社会风气。应当依据党纪政纪，严格限制或禁止党员干部以任何方式参与大操大办、助长“高额彩礼”陋习的行为。“从党员干部抓起，有助于扭转‘高额彩礼’不良社会风气。”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在“天价彩礼”问题上，多地针对党员干部出台一些惩戒措施。比如四川金阳、河南濮阳、山东淄博等地都将移风易俗工作纳入党政工作考核管理，并规定对无视和违反规定大操大办的党员和公职人员将进行党纪政纪处分。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山鹰认为，对于普通群众，彩礼过高虽是陋习，但如果由政府出面来制止、限制也不是很好的办法。“婚丧嫁娶本是属于老百姓自己的事情，政府强行介入、特别是附带惩戒措施的介入，往往会带来新的麻烦。”

专家认为，针对高彩礼这类问题，应善于运用“软行政”的手段来解决农民“穷讲究”的问题。陈步雷说，“软行政”是指说服、教育,以倡导为主，不能强加干涉。应从转变思想上下功夫，让“男女平等”“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观念逐渐在乡村扎根，从根本上破除嫁女“待价而沽”的顽疾。

(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