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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 刘晓光
“我在当官的时候以权谋知”
我出生于中层的干部家庭。所有中层的局级干部的子女们，在那个年代更加奋进，这是一个规律。
十三四岁的我无拘无束、狂放、不断地惹事，拿气枪打人家玻璃，把猫点燃扔到楼下，打架，什么都干过。15岁，我去当兵，我爸给我钱坐火车到河南，我买了一张站台票上车，到河南又买一张站台票出去，把车钱省下来。当兵到新疆的时候，读《资本论》，读《法兰西内战》《哥德巴赫猜想》、读费尔巴哈，《红与黑》，虽然经济学的看不懂，但也算打了经济学的底子。回到北京，我被分配到北京测绘仪器厂当政治处副主任、车间主任、车间党支部书记。那时对整个中国的经济，通过对一个子细胞的了解，比别人要深得多。
我认识到，中国富裕只能走经济的道路，走产业报国的道路。我本来是学油画的，在军队也学过新闻速写，但我考的是商学院。我觉得那个年代，国民经济快崩溃了，需要商业人才。就这样我走上了经济的道路。大学毕业时候面临抉择，去美国留学还是在中国，我想国家还穷，应该使国家富强，报国，没去。
那时正好是改革的年代,分到了北京市计划委员会的商贸处，管外汇、进口配额。我批过外汇、进口额度、商业设施，批过外资企业、股份制企业、地产。十几年来，我接触了十几个行业。我就以权谋知，每一个项目、每个事情要告诉我钱从哪儿来、怎么运作、怎么赚钱。不告诉，批文就多等会儿。一年上千个批文，我学会了外汇知识、外贸知识、商业知识、地产知识、中外合资的知识、境外融资的知识、股份制体制改革的知识，十几类知识。
我一直都有当企业家的冲动。曾想成立一个中国消费者公司，或者消费者报，让人家歧视了。在计委任职期间，被放到北京市百货公司的副经理和北京市农场的副厂长的职位上，干了两年。1993年小平南巡以后，我有机会了。
“在政府，最早进入资本市场的人是我”
那时候北京市政府大额外汇交易是我们来完成的。我是代表北京市政府做信用评级的首席讲演人，代表北京市政府到西南的国会做过正式的讲演，穆迪来北京，北京市政府要发债融资，我是首席讲演人。第一个北京市的上市公司，在香港，是我们做的，第一支上市基金是我们做的。
进入资本市场，风风雨雨，最惨的时候，我是要跳楼的。上市基金募集5.4亿现金，花了很多费用，到时间还差2000万，证监会规定差一分也不能上市。面对着维多利亚海，我站在酒店的顶层，想跳楼，实在是没辙了。这时一个电话来了，我的一个哥们，说我来支持你一把。这才完成了。
“创业，受命于危机之时”
1994年，首创集团成立，我开始创业，受命于危机之时。那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最后我们定位两个轮子互动，一个轮子走投资银行的路，用投资银行的业务找资金，找血液。第二个轮子是产业，把投资银行的血液输入到产业当中，产业支持我们继续融资。
就是因为这个定位，我们比别的企业快了20年。我们首先开始构造上市，金融牌、证券、期货、担保、租赁，然后我们构建上市公司载体，最后形成三角，一角是上市公司，一角是金融牌，底座是产业带。产业包括旅游、酒店、贸易、工业、金融，最后筛成四个产业。
光有产业还不行，没有钱，就开始大规模的资本运作。那时候很多事情还不规范。一个企业买了一只股票，我不知道，那十几亿就进去了，股票从18块钱跌到7块钱，七八亿就没了，给我非常大的压力。我从医院里拔掉输液管，直接飞到省里，说服他们，买断这个壳，这个股票最后达到好像是72块，还是66快。
创业最惨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亿的现金，大概分布在112个企业里头。之前在政府工作，曾调动几十亿的大钱，做商业以后，很惨。最有钱的是2004年，国家开发银行又给了我们172亿，这样大的资金，完全有能力构造产业带了，基础设施产业带、环保产业带、地产产业带和金融产业带。
再往前走，我们开始国际化了。国际化我们也走得很快，走到最后一步的时候，我提出国际思路，一步跨进国际化企业。谈判了大概13%的管理层，我们当董事长，他们当总经理，或者我们当总经理，他们当董事长，五年一轮换，如果当时这个企业做成了，是一个很伟大的企业，完全是国际化的市场。最后，证监会发了通知，这个合资有问题，这里面有五个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应该按照市价乘以90%跟它对价，美国人不干了，我们失败了。这是我们创业中的损失和闪失，当然还有其他机会的损失和闪失。
岁月老去，壮心不已
创业，我激情满怀。我总在想，我是在做一件大事，在为国家、为民族做这个事，自己可能带动一批人走上市场的道路。那时候每天都是心潮澎湃。
我在想，我60岁，估计干了别人120岁的事。我做过7个上市公司，做了很多融资的活动。这种激情我一直保持着。我脑子里老想着我还是40多岁，还是想干这个干那个，还有雄心壮志。我觉得人的生命很短暂。要在自己有限的生命里做得更好，更完美。
我们奋斗了20年，把一个企业做起来了，我们基本上也就退出历史舞台了。但是，我个人还有激情。比如我在想公益，怎么把阿拉善做得更好，怎么把中国的城镇化做起来，让城镇居民变成城市居民。我在想未来的环保可能会大发展。
我在想现在中国大概有6.6万个家产在1亿，1200万个家产在1000万元的企业家，能不能动员他们20%的人，深入到中国没有发展的地区，去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区域，拿出资金、知识来安排就业，循环产业。假如有50万人干这个事，一人扶植20人，那就是1亿人，假如有100万人，就是2亿人。那中国社会的进步会很快。
我在想，如果在最贫困的地区，把土地的所有权变成500年，人们就会玩命干，这样配着中国的新城镇运动。如果这个理想实现了，维稳就很简单。这是一个软的系统路线，一种软的新社区，新产业构造系统，社会精英参加。
思考：中国经济的五个支点
关于中国下一步的发展，实际上支点我们很清楚，我们有工业现代化，工业科技化4.0，中国城镇化，有五大消费运动的升级，还有“互联网+”，或者“+互联网”，还有“一带一路”，如果很好利用了中国经济的五个支点，我相信中国经济还会很好的发展，不会像有些人说的会日落西山。
现在中国的企业家不应该在虚拟经济中发展，应该把虚拟经济和现实经济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企业健康发展。中国经济发展不是没有支点，有五个大支点，拿消费运动升级来讲，将来潜力非常大，特别是旅游，旅游这一项的潜力就很大，我们现在没有把它完全做好，做实。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能跟上时代的脉搏，抓住五大经济发展支点的机会。
网络化的时代，商业地产的布局应该是有各种功能集合的。写字楼、酒店、住宅、商业、饮食、文化集合在一起的新形式，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大的趋势。
有些新业态可能是要创造出来。我在法国专门考察了巴黎一个大商业中心，这个商业中心在机场附近，20万平方米，一年接待1200万人。实际上它是一个水泥外立面，停车场很好，没有高档商品，一律是中档商品， 30%到40%可以体验。法国的家庭在里边当成一个度假，每年去的人非常多，销售额也非常大。
超大城市的超大商业体，可能也是我们的未来。我看到曼彻斯特此类商业体大概是80万平方米，可以滑雪。成都有160万平方米的此类商业体，今天不太景气，未来一定会成为老百姓每天去的家庭客厅。台北小区中的百货店、超市、小吃店、24小时营业店分布在居民小区的核心地和角落，我觉得非常好。
企业家一定是冲动的。他一定是一匹狼，眼睛是绿的，血是红的。企业家是一个非常特定的阶层，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企业家。
所谓思想型企业家，战略超前，企业经营模式更加理性，在企业发展中不是光依靠资源和金钱，很大的是依靠自己的智慧和思想。
企业家是时代的企业家，没有永远的企业家。今天很大的企业，明天可能就没了。
中国企业家确实有家国情怀，特别是“50后”、“60后”的企业家，办企业的时候想着国家的命运，想着民族的前途。有这种理念对不对呢？可能在那个年代是对的，它是一种激情，一种奋进的东西。我一直在提，中国企业家有两个奖章，一个是金钱奖章，他要富裕起来，一个是社会奖章，他有责任。有金钱奖章之后，一定要追求社会奖章。这就是我尊重的企业家的价值。
(摘自《刘晓光自述：我的经历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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