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孩，如何想生且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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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中华女性网记者 姚建

□ 王丹青

29岁的济南市民小李是一名一岁孩子的妈妈，2015年为了生孩子，小李辞掉了工作。如今准备重返职场的她，却遇到了不小的困难。

“我本来以为，生了孩子再找工作应该比较好找，因为许多单位的招聘启事上都写着‘已婚已育者优先’。”结果没想到在面试的时候，小李说自己打算两年后再生二孩，不少用人单位便以种种理由拒绝了小李。

为探讨全面两孩生育新政背景下女性生存与发展面临的压力与挑战，为完善“全面两孩”政策的配套措施、促进两性和谐发展建言献策，日前，2016山东社科论坛——“全面二孩”生育新政暨女性生存与发展研讨会在山东女子学院举办。

山东女子学院党委书记郭翠芬表示，“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对于改善目前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健康发展、缓解老龄化社会危机、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女性作为生育的主体，“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给女性发展和妇女权益维护带来的影响，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妇女理论界、妇女组织的高度关注。

二孩计划加大女性就业阻力

山东女子学院社会与法学院教授张雅维认为，二孩政策对女性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就目前来看，我国生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意或无意中忽视了男性在生育和家庭中的责任。二孩政策出台后，对很多女性来说，养育子女和正常工作只能二选一。”

本文开头提到的济南市民小李，并不是唯一一个因为二孩计划而在就业路上受阻的女性，在研讨会中，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慧表示，根据之前进行的《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对城镇女性就业影响专项调查》2010份问卷结果显示，34.53%的受访者因生育二孩而被减少了个人收入，21.26%的受访者个人职业发展受到阻碍，另有14.10%的受访者失去了工作。

“此次调查以‘80后’为主，受访者受教育程度高，有工作、有孩子比例高，在非公单位就业比例高，这也就表明，学历并非阻碍她们就业的主要因素。”杨慧表示。

杨慧告诉中国妇女报·中华女性网记者，在她的调查中，不少育有二孩的女性会被降低收入，“她们感觉这是单位在变相地逼迫她们辞职。”另有受访者表示单位生育保险参保率、参保档次低，用人单位支付产假工资低或产假期间无收入。“这些情况都是导致她们收入降低的因素。”

在杨慧的调查中，多数人因为怀孕，失去了职业培训机会和提拔晋升机会，少数人直接被降低工作职位，因分娩而失去工作的人比育婴失去工作的人更多。

根据2016年3月前程无忧发布的“二孩政策”对女性职业的影响调查显示，有23%的受访者认为全职在家两三年后，职场就不会再有好的工作机会了。有75%的用人单位则表示，因为“二孩政策”的出台，单位对招聘女性员工的顾虑增加了。

近一半家庭需要0~3岁儿童托幼服务

如今，“二孩政策”放开一年了，“生育潮”的到来、产科病房“一床难求”的现状，似乎都在显示“二孩政策”并未遇冷，但事实上，仍有许多女性对于生二孩充满了顾虑。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佟新所做的一份针对北京市民的调查问卷显示，填写问卷的一孩家庭中，仅有17.2%表示还想要孩子，而明确不打算再生育的占到51.6%。

“很多人表示，不想要孩子主要还是因为怕孩子无人照看。毕竟现在职业女性越来越多，很多妈妈也有自己的事业，如果生下孩子却无法让孩子得到好的照顾和教育，那还不如不生。”佟新说。

在佟新所做的调查中，对于家中0~3岁儿童来说，隔代间家庭内支持是主要的看管模式，大约有53.6%的受访家庭是由家中的老人来照顾孩子的。“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强调，隔代教育存在一定的问题，对孩子来说并不是最好的办法。但对许多家庭来说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爸爸妈妈都要工作，孩子只能交给老人。”

因此，在受访者中，有47.8%的家庭明确表示需要0~3岁儿童托幼服务，目前有0~3岁儿童的家庭中，有57.4%的家庭表示有将孩子送到托儿机构的需求。“这个需求与家庭经济状况与性别都没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这几乎成了有孩子家庭的一个‘刚需’。”

而对于妈妈们来说，数据显示有工作的妈妈更加需要幼儿公共照料服务，“访谈过程中我也了解到，许多职业女性出于无奈只能把孩子放到无审批与监管的家庭托儿所，现在市面上的一些早教班其实也并不能满足照料儿童的需求。”

佟新认为，正是由于家庭政策与儿童照料公共服务的缺乏，家庭承担着育儿的压力，在这其中，妇女承担着平衡工作与育儿更大的压力。

家庭支持政策需要适应新的生育政策

2016年7月，家住山东省兖州市的小张准备带两个儿子坐火车前往上海看望自己的丈夫。“正好孩子幼儿园放假，带他们出去玩一玩。”但上车后，小张被列车乘务员告知，她需要再给孩子补一张儿童票。“以前不是都可以免费吗？”面对小张的疑问，列车乘务员解释道：“根据铁路规定，每一位成人旅客只可以免费带一名儿童。”

在河北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吕红平看来，这正是由于我国家庭福利政策滞后，不适应“全面两孩”政策的要求导致的。“长期以来，我国并没有形成明确的以家庭为对象的宏观支持政策，对家庭的支持基本上都是间接地包含在其他政策之中。此外，家庭支持政策没有跟上生育政策的变化，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产生，这也直接成为许多家庭选择不生育二孩的原因。”

吕红平认为，虽然我国《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就业平等、反对歧视的原则，但经济领域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女性就业受歧视的情况仍然较为普遍地存在。

“此外，由于前些年的社会化改革，取消了单位幼儿园，公立幼儿园不接收3岁以下幼儿，再加上缺乏公立的儿童早教、托管机构，‘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日益突出，增加了家庭在孩子照料方面的困难，加大了育儿成本，以至于一些家庭在‘全面两孩’背景下产生了‘生不起’的问题。”

吕红平告诉记者，在我国生育政策发生根本转变的现实情况下，需要构建“双轨制”的家庭支持政策。她建议，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设计家庭支持政策框架。“对已经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并且不具备生育二孩条件或者不愿意生育二孩的家庭，继续按规定的条件、标准、年限，实行各项计划生育奖励优待政策，而且还要动态调整。对于新的法规政策颁布实施后没有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家庭，即使自愿生育一个孩子，也不再发放《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不再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等相关奖励优待政策。”

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吕红平认为，首先应当完善家庭福利制度，对同时承担育儿和养老责任的中低收入家庭，通过减少家庭税收、发放育儿津贴和养老津贴等方式，减少家庭经济压力；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扩大政策覆盖范围，凸显政策的普惠特性。

其次，应重视性别平等，保障女性权益，为帮助女性解决在婴幼儿照料和职业发展方面的矛盾创造条件；鼓励和支持丈夫更多地参与家务劳动，承担育儿责任，减轻妻子负担。

面对孩子无人看管的问题，除增设托儿所、幼儿园，降低门槛和收费标准外，义务教育前移、开设社区儿童照料中心和早教机构、增加针对儿童的社会服务等，都能减轻家庭的抚养教育负担。

张雅维告诉记者，目前我国的生育政策还存在问题，仍需要进一步完善，尤其是在对女性的权益保护方面，要警惕和避免女性的过度保护，更加明确“性别歧视”的概念，在性别歧视诉讼中重新分配举证责任，加大劳动法（包括生育内容）的执法监督力度。

“生育政策中还应强化男性的生育责任，可以通过增加和延长男性育儿假等，让爸爸们意识到自己也有着不可推卸的生育责任。”张雅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