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立法为见义勇为“避险”

□ 吴学安

全国人大常委会19日三审民法总则草案，草案三审稿规定，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除有重大过失外，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对见义勇为行为用法律形式予以鼓励和保护，是此次草案三审稿中一处颇为引人注目的改动。这意味着，针对“救人未果反被追责”这种尴尬局面，法律终于有了说法。(12月20日《新京报》)

见义勇为本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然而，近年来，见义不为，见死不救的也有人在，除了道德缺失外，也许还担心会引火烧身，其焦虑的是法律对见义勇为的行为保护的缺失。一方面，社会需要公民见危救助；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公民救助的激励与保护机制，往往让欲见义勇为者迟疑不决。因此，立法保护公民的救助行为势在必行。这当然既需要政府公权部门传递一种正向价值，让公共责任和司法导向，来化解见义勇为的道德风险，更需要从法律化解救助所面临的司法困局。

此前，深圳、北京首开先河探索通过地方立法来保护好心救助人，如《深圳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明确，在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应当认定施救者不是侵权行为人。同时，只要救助人尽到通常注意义务的，不对救助不成功的后果承担责任。然而，具体个案的情况复杂，这些地方法规更多意义在于确立一种价值取向，实际操作性不强，需要更高位阶的上位法来规制。因此，随着地方立法积累足够经验、条件成熟时，出台全国性立法，作出更科学合理的规定就成为题中之义。

虽说，我国现行法律对见义勇为行为已经有一定的规范，如刑法有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的规定，民法通则也规定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制度，但此类法律规定相对比较零散，不够系统，针对性不强，有必要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来完善见义勇为的法律保障。一方面，确立救助人行为免责的原则，除非存在重大过失，救助人提供救助行为时，对救助行为的后果原则上不承担法律责任。另一方面，确立有利于救助人的举证规则。被救助人主张救助人存在重大过失的，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救助人不承担后果。无过错推定和责任豁免是一种“制度补偿”，仅仅交由道德去规范是行不通的，用立法的形式规范，无疑能增加救助者的道德安全感和制度安全感。

此次民法总则草案借鉴了其他国家的“好撒玛利亚人法”，即在紧急状态下免除无偿施救者对被救助者造成的损害。一方面，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人性上讲是合理的。因为舍己为人、品格超绝的君子是有的，但更多的是普通大众。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良性互动机制，更需要一个使良性机制完美运行的引导机制。另一方面，无过错推定和责任豁免法律原则有利于匡正社会风气，体现了对见义勇者的鼓励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