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哲学之夜”与我的哲学之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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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巴黎‘哲学之夜’”活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巴黎举办，本文作者应邀参会，并以“为什么今天的世界更需要关怀”为题发表演讲。作者重点阐释了在当今时代背景下重温儒家伦理与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中“关怀”精神的重要意义，并结合自身哲学研究历程，讲述哲学及哲学研究的魅力。

2016年似乎是我学术生涯中很重要的一年。年初，我接到“国际女哲学家学会”的来信，询问我是否有意愿在中国组织2018年的“国际女哲学家第17届研讨会”。为此，我于7月赴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参加“国际女哲学家学会第16届研讨会”，并被推举为该学会的理事会成员，有幸结识许多志同道合的各国女学者。之后不久，我又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邀请，在巴黎UNESCO总部举办的“哲学之夜”活动中发表英文讲演。

为什么今天的世界更需要关怀

原以为“哲学之夜”只是活动的名称，没想到却是持续一个通宵的哲学讲演。我讲演的题目是“为什么今天的世界更需要关怀”，从人类易受伤害性的本质谈起，讲到当代世界的战争、暴力、不平等和不公正等问题，强调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应当重温儒家伦理和女性主义关怀伦理所倡导的“关怀”精神，批评仅仅基于理性选择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伦理学说，把道德思考和选择的方向从“我是独特的”转移到“我们是一体的”上来。如果说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伦理体系中的最小单位是“个体”（individual），那么儒家和女性主义关怀伦理体系中的最小单位则是“关系体”(unit of relation)或者“关系网络”（web of relation）。由于每个人都是生活在不同关系结构中的个人，难免遇到各种利益冲突，这便需要我们通过对他人和彼此的理解和关怀不断地扩充“关系”的边界，在一个更广阔的链接网络上对待自我利益，用德性的修炼伸展自己的心胸和肢体，用关怀之光点亮生活和世界。

对于个人和人类而言，德性的意义在于让我们伸展，再伸展，不断地打破和摆脱宗教、文化、意识形态、自我、地域和国家的边界和牢狱，在平等地尊重差异中奉行简单的道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我看来，封闭者和心胸狭隘者之所以终日与“斗争”和“暴力”为纲，活得阴郁和不快乐，原因便在于固守着自我的边界和牢狱，以等级制和父权制思维把人划分为三六九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显然，这种思维模式和哲学理念势必会导致人与人之间更多、更大的冲突，让人无法获得内心和外部世界的和平。

清华大学有一个霸气的口号：“无体育，不清华”，套用这一文体，我推出“无大气，不哲学”的观点，我想这也是今天发展哲学和巴黎“哲学之夜”的意义。人类如同自然界各种动植物一样有不同的种族、性别、秉性和潜能。无论在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每种动植物、每个人都应当有自己的生存和绽放的时空，这就需要我们平等地尊重生命的差异，公正地分配世界上的资源，在和谐共处中分享生命的历程，通过创造更多的真善美来丰富自然和人类的心灵世界，使人真正称其为人，成其为人，因为道理十分简单：无论是自然还是人类世界，都应当是一个物种丰富、水草丰美、富庶安康的世界，而不应当是一个恃强凌弱、弱肉强食的霸权者天下。为此，我们呼吁关怀，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情感，通过相互关怀减少或消除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互相伤害，共同努力建设一个和平的世界。

哲学与艺术一样让人痴迷陶醉

30多年前，我懵懵懂懂闯入哲学之门，在我与哲学一道成长的岁月里，我一直在追问“哲学的意义”，以及“哲学何为”等基础性问题。巴黎“哲学之夜”让人感受到法兰西民族之所以在革命、时尚、思想和创造力方面能够引领世界，与她对哲学和艺术的挚爱密不可分，我无法设想人们通宵参加“哲学之夜”活动，排着队听讲演的盛况，发现原来哲学与艺术一样也能让人痴迷、陶醉和销魂。

1927年1月30日，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在给心理学家沃纳·阿基利斯（Werner Achelis）的信中写道：“你似乎知道我对哲学形而上学的态度，我不仅没有才能从事哲学研究，而且也不看好它。当然一个人得偷偷地，而不能大声说出这种看法，我相信人们会有一天把形而上学谴责为令人厌倦的东西。”在弗洛伊德看来，哲学就是一种世界观，而精神分析学却是科学。世界观是基于一种假设宣称能够解决我们所有生存问题的知识体系。这一假设来自天启、直觉或占卜。相反，科学却把知识思考局限于认真审慎地观察，而且从不宣称自己能解决所有生存问题。

但当代哲学的发展和生命力，以及巴黎“哲学之夜”所呈现出来的人类哲学之恋也证明弗洛伊德对于哲学的理解是一种偏见。哲学，与其说是一种知识体系，不如说是一种思维方式。哲学让人不停地发问，并通过这些发问开拓不同的思维空间，提出各种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而对于这些可能性的憧憬也会让人充满希望，不由自主地投身到改变现实的实践中来。而且，哲学从来就不是中立的，因而发问者和研究者始终能够在不同时空中追问“谁的哲学”和这一哲学“为什么人的问题”？

我庆幸自己生在一个能有机会被造就的时代。中国社会一段奇特的历史造就了我们这代人独有的人生经历和学术生长过程。依据女性主义理论“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尽管女性主义哲学并不集中研究个体体验，因为这无法构成具有普遍性的哲学方法论，但这些体验无疑构成这一学科的社会基础，女性主义十分关注个体体验所呈现出来的社会和政治意义。从生命体验和经历的进程来看，我的学术关注点的每一次跳跃和转向都不是偶然的，都受到特有社会和历史因素的影响，我甚至在冥冥中总感觉有一双大手拉着自己在性别与生命，以及哲学与伦理的域内漫游，指点我可以在哪里驻足片刻。

1995年，在中国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开启我研究女性主义学术之门。多年来面对的困惑和争论迫使我潜下心来探讨一种女性主义理论——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而女性主义对于生育、疾病与健康、生与死，以及当代生物医学科学技术对于生命应用时所产生的伦理问题的关注又把我引到“生命伦理学”领域。

对于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特色的西方文化、哲学和伦理，我们无法“邯郸学步”式的照搬，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的背景和问题进行选择、提问、批评、思考和创新，在一个双向的文化同化和互动中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性别哲学、生命伦理、公共健康伦理、精神健康伦理与精神病学哲学的理论和实践，这的确是一个艰巨而漫长的、为我们这一代人无法完成的任务和使命。然而，我依旧感恩这个时代和社会，让我有了一个开放着的、不断探索着的、成长着的学术生命。

UNESCO，巴黎“哲学之夜”给我鼓励和契机。2018年，在中国，在清华大学组织举办“国际女哲学家第17届研讨会”的期许让我感觉重担在身。我深知，个人在任何时代都是渺小的，无论如何努力力量都是有限的，为此，我愿意置身于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之中，为中国梦的实现贡献绵薄之力。

（作者为清华大学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