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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上映的电影《光棍儿》是一部以中国农村老光棍儿的苦闷为背景的社会现实题材电影。图为该片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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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区域的光棍成因具有多重复杂性，单纯从宏观或微观视角来看难免有失偏颇，本文结合在浙江东部L村的实地调研，从社会风气、婚姻市场、家庭条件、个体价值观念等多重维度来分析不同年代光棍的成因。
■ 黄佳鹏
在浙江东部L村20天左右的驻村调研，我们着重了解了村里的光棍现象。本文所指的光棍，是指因各种原因而未能有妻子的成年男性。对农村光棍的学术分析多集中于宏观与微观视角，从宏观层面来看，认为性别比的失衡、农村女性人员的外出流动以及城市与乡村在婚姻市场中的梯度竞争构成了农村光棍形成的重要原因；从微观层面来分析，很多学者认为家庭贫困、交通不便和经济落后是导致光棍产生的重要原因。但是，这并没有重点分析地域差异，不同区域的光棍成因具有多重复杂性，单纯从宏观或微观视角来看难免有失偏颇，本文结合在浙江东部L村的实地调研，从社会风气、婚姻市场、家庭条件、个体价值观念等多重维度来分析不同年代光棍的成因。
建国初生人（即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男性），虽然穷，家庭条件差，但是光棍较少，且光棍均为家里的长子。这批人在70年代左右便到了适婚年龄，甚至在70年代之前就有很多男性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约定”下成家，因为那个年代在农村男性基本在20岁之前就成家，在L村更是如此，大多数男孩在18岁左右就成婚了。
当时L村还是一个偏僻的小村落，四面环山，整个村沿着一条溪流呈狭长状形成，交通非常闭塞，村民在家务农收入微薄，甚至连温饱都很难保证。因为该村属于典型的山多地少类型，全村228户、689人，仅有215亩耕地（旱地和水田），但森林面积高达6661亩，因而很难进行精耕细作，农业生产还受到野生动物的破坏，比如，农民种植的经济作物会被野猪糟践，严重影响农业产量。
就是在这种落后的条件下，整体而言光棍较少，且光棍均为家里的长子。为何整体上光棍较少呢？第一点原因在于当时整个社会的风气，成家立业是每位农民的愿望，尤其是作为父母，更是把子女成婚当作人生头等大事看待。因而，排除了因个体性因素而无法成家的情况，人们普遍乐意并在成年后尽早成家，婚姻大事也就成为了整个村庄有序运行的关键一环。
第二方面原因在于童养媳与“互换式”婚姻并存。童养媳是指由婆家养育女婴或幼女，待到成年时正式结婚。这种婚姻缔结形式在当地建国初出生的男性婚姻中还有少量存在，那些被收养并在成年后成为婆家媳妇的女婴或幼女大多来自隔壁更贫弱的山村，或者是附近穷人家超生而放弃的女婴，在当地俗称“挂门女”，即由于家境贫寒或多女而将自家放弃的女婴挂到别人家门口，以求继续生存。而收到女婴的人家家境大多还算可以，至少能够维持生存，这种人家会将收养的女婴作为女儿来抚养，而那些家境条件一般且多子的家庭，则会选择将收养的女婴当作未来的儿媳来抚养，以缓解多子成婚带来的压力，这就是当地童养媳的存在根源。童养媳是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风俗，到了70年代后逐渐消失，因为国家对收养在法律上有了明确的规定，而且70年代后农村成长起来的年轻人逐渐外流，婚姻圈不仅仅在本地农村。除了童养媳之外，致使当地建国初出生的人之中光棍较少的原因在于“互换式”婚姻的大量存在。所谓“互换式”婚姻缔结形式是指两个家庭之间相互成为亲家，即，“我家的女儿嫁给你家的儿子，同样，作为交换条件，你家的女儿则嫁给我家的儿子”，以此双方都解决了婚姻问题，而这种互换式婚姻缔结方式最大的特点在于双方都不需要为了结婚的仪式而付出任何彩礼、首饰等物质，只需按照各自家庭的经济条件自行决定如何操办酒席。由于当时经济普遍落后，通常而言结婚仪式是很简陋的，但确实有效地缓解了当地男性成婚的压力。就L村而言，整个村有80%的村民是彼此关联的，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该村的整个社会关系网由于互换式婚姻缔结而呈现“彼此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网状，它不像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差序状态”，不是从某个中心点出发而一圈一圈往外扩散的关系网，因为当地的社会关系网没有某个固定的中心点，而是从任何一个点出发都能够探寻整个村的社会关系网。因此，“村里某个人可能既是你叔叔，也是你姨爹，因为阿姨嫁给了他”。所以，因为互换式婚姻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当地光棍的减少，更是对当地社会关系秩序的重构。
建国初生人当中光棍整体较少的另一因素在于农村女性的依附性较强。在男性主导的中国社会中，女性的依附性一直都很强，尤其是在农村，女性是依附男性而活的，因为改革开放之前工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农村人口的外流受到限制，所以那个年代的农民“安土重迁”的观念很强，眼里只有农业生产。而在农业生产中，需要强壮的劳动力支持，毕竟那段时期农业生产还处于典型的“精耕细作”阶段，现代化农业还未开始，所以农业生产全靠人力。这就决定了女性的依附性。在访谈中发现，建国初出生的女性，她们在丈夫发生意外或得病而过世后，都会选择改嫁，这在一定程度上又缓解了当地男性的婚姻压力。
建国初出生的并且成为光棍的人有一个特点，即长子占主导。其背后的因素在于婚姻市场的局限性。那个年代的婚姻市场仅限于本地，以本村为主，扩至临近几个自然村，这些相互临近的几个自然村构成了当地婚姻市场，所以中青年的竞争压力还是蛮大的。与非长子相比，长子在婚姻市场上明显处于劣势，因为一个大家庭中的长子肩负的责任大，不仅承担着整个家庭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在“长兄如父”的观念指导下，长子对弟弟妹妹的成长、成才乃至成家都负有主要责任，因此，长兄为整个大家庭做出了巨大贡献，并最终错过了婚配的最佳年龄，因而这一群体很难在当地的婚姻市场上获得婚配的机会，而当时的婚姻市场还没有往外扩张，仅仅局限于本村及邻近几个小村庄，因而导致这一群体成为光棍的几率较大。
20世纪70年代左右出生的人，他们的适婚年龄在90年代中后期，大部分男性在2000年左右都已成家，否则将有可能成为光棍。在当地调研发现，在70年代左右出生的人当中，光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留在农村里的人”，具体而言，这种人包括两类人，第一类为“死守一亩三分地”之人，这类人没有看到20世纪90年代末逐渐兴起的“打工潮”，没能像大部分人一样前往北上广等开发地区务工，有些是因为自己的个人见识不够，还有一些是因为家里的小孩或者老人无人照料而无法离开农村。这类人的婚姻被局限在当地婚姻市场，而新世纪的婚姻市场逐渐由本地市场扩展至全国市场，导致大量的“外地媳妇”的涌现，很多外出务工的小伙都能在城市的工作场所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女孩相知相爱，并最终带回农村老家见父母，这些外地媳妇不需要彩礼，不需要繁杂的婚姻仪式，只需要象征性地给点钱给女方父母，甚至有些女孩嫁到农村之后不再回娘家，所以对男性而言婚姻成本很低，因而不会成为光棍。而上述所说的那类“死守农村”的男性面临更大的婚姻竞争，因而成为光棍的机会较大。
此外，还有一类留在农村里易成为光棍的人是“身体有缺陷或精神不太正常的人士”，这类人要么是后天出现意外而导致的残障，或先天性的精神智障。前面已提到为了缓解婚姻竞争的压力，当地的上一辈人当中有很多是通过互换式婚姻而成家的，这其中就包含一小部分“三代以内”近亲结婚的现象，而从医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方式成家而生育的小孩有很大概率患有先天性精神智障。因此，这个年代出生的人只有上述所述的两类人易成为光棍，而大部分人由于人口流动的加速、婚姻市场向全国的扩张得以成功“脱光”（脱离光棍）。
“80后”的男性大多已成家，“90后”也已到晚婚年龄。在当地调研时发现，与上述两个年代的人相比，如今“80后”“90后”还未成婚的人在婚姻上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他们的优势在于婚姻市场即包括本地也包括全国大市场，存在可选择性；同时，近几年随着当地农居旅游的兴起，交通更加便利，整体经济实力上升，因而当地的品牌效应凸显，使得该村庄成为当地人人皆知的“明星村”，这种整体的村庄吸引力有利于更多的人愿意嫁到该村，这是上辈人所不具有的优势。
然而，随着天价彩礼的出现以及女性婚姻价值观念的变化都构成了这群人能否“脱光”的不确定性因素。当地农村男性结婚，娶一个本地的姑娘，彩礼从10万元至50万元不等，但平均为15万元，10万元是最少的，上限却因人而异，有钱就多出点。此外，还最好是既有房又有车，但至少得有一样。农村建的房子一般花费40万元（包括装修），在县城买房花费差不多，买车通常为合资小车，10万元以上。因此，按最低标准来算，彩礼加一辆小车，至少需要20万元。这对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来说是一笔较大的负担，如若是多子家庭（两个儿子或以上），那么成家的压力可想而知，这就加大了成为光棍的可能性。
另一种情况是，不在本地娶媳妇，而是娶外地媳妇。但此时的外地媳妇与十年前的外地媳妇有所不同，因为现在的女性价值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她们对物质生活的要求更高，对生活的期待更高，即使是嫁到农村也会要求男方在城市买房，至少要在县城买房，否则她们宁可不嫁，或者在农村勉强待一段时间之后还是选择离开，她们认为就算离开男人也可以养活自己，而且还有机会重新组建家庭，寻找更好的生活。
此外，更多的青年男女追求个体性的价值，受“单身贵族”社会风气的影响，他们倾向于晚婚或者不婚。这些因素构成了“80后”“90后”婚姻的不确定性，也是日后可能成为光棍的不确定因素。
（作者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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