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性别视角重新解读世界艺术史

编者按

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的“性别与妇女”分论坛于9月15日～16日召开，来自世界各国的女性主义艺术史研究者分享了研究成果。对艺术实践在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文化下所呈现出的种族、民族与阶级的交错状态的分析成为此次会议的鲜明特点，在此框架下性别与艺术议题被放置在国家解放与阶级划分的宏阔背景之下得到重新审视，除了从性别视角出发对某些艺术家的作品进行解读之外，从结构层面利用性别权力分析的方法探讨艺术史的叙述方式及艺术现象的表达方式也成为会议的重要特征。

■ 中国妇女报·中华女性网见习记者 刘天红

9月15日～21日，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在北京举办，这是自1873年创办以来，世界艺术史大会第一次在“非西方”国家举办。“性别与妇女”议题作为大会所设21个讨论议题之一受到关注。9月15日至16日，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主义艺术史学者相聚北京大学，探讨世界艺术史研究中的妇女与性别议题。

来自墨西哥、南非、美国、中国、阿根廷、德国、澳大利亚、韩国等国的学者分享了研究成果。其中，对艺术实践在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文化下所呈现出的种族、民族与阶级的交错状态的分析成为此次会议的鲜明特点，在此框架下性别与艺术议题被放置在国家解放与阶级划分的宏阔背景之下得到重新审视，除了从性别视角出发对某些艺术家的作品进行解读之外，从结构层面利用性别权力分析的方法探讨艺术史的叙述方式及艺术现象的表达方式也成为本次会议的重要特征。此外，从种族与阶级出发对“酷儿理论”的进一步阐释，艺术作品中对性别操演性（gender performativity）的展示丰富和发展了后现代的性别理论，对艺术创作者“身份”的关注为透视艺术创作提供了视角，也是与会者关切的议题。

种族、民族、阶级与性别交错下的女性主义艺术

性别的表达方式和社会性别制度的作用方式取决于具体的文化环境，与性别相关的艺术现象的产生和发展也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来自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的艺术史副教授凯伦·冯·阿明费（Karen von Veh）通过对黛安·维克多（Diane Victor）作品的分析展示了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她对黛安·维克多20世纪70年代以及最近以来两个时期内的作品做了对比分析。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种族隔离制度成为南非最不平等的制度，超越了性别不平等的叙事，这一时期黛安·维克多的作品致力于批评种族隔离制度中的不平等（尤其是性别不平等），相比之下，其近期作品则主要展示了女性所遭受的社会不平等。在此基础上，凯伦·冯·阿明费教授认为重拾女性主义的批评传统仍非常必要。

来自布兰迪斯大学的荣誉副教授帕梅拉·阿亚拉（Pamela Allara）教授同样关注南非艺术中的性别实践，她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南非三位女艺术家彭妮·西奥佩斯（Penny Siopis）、贝尼·西勒（Berni Searle）、让内勒·穆胡丽（Zanele Muholi）作品的关注认为，尽管在南非性别话语被种族话语所遮蔽，但也有一些成果，在上述三位艺术家的作品中，对性别问题的关注逐渐由白人中产阶级占主导的问题转变为包括非白人、非中产阶级也关心的问题，尽管这些人或许反对殖民制度、等级制或者是异性恋。

来自中国广州美术学院的胡斌副教授对“毛泽东时代”中国妇女的“赤脚”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毛泽东时代”的“赤脚”女性之所以被认为是美的，是因为“赤脚”所展现出的女性的劳动者身份，“赤脚”并不表示女性赤脚的表现可以完全敞开，它仍与某种潜在的禁忌相关。当然，赤脚也不全然展现健美，它也可能因为阶级斗争的需要而体现为底层的苦难。在这里女性的身体——“赤脚”变成了一个社会、阶级、政治、性别多重关系相互争夺的场域。

酷儿理论、性别操演与女艺术家身份的复杂性

对于性别身份的指认或解构是性别研究的重要方面，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在性别领域影响力的重要表现，性与性倾向被认为是不断变化的，被持续表演出来的，性别并非一个二元对立的范畴，而是一个连续谱。利用酷儿理论所进行的权力分析以及对性别操演的重现也成为本次会议的重要内容。德国柏林酷儿理论研究所所长安特克·恩格尔（Antke Engel）博士对已故当代德国文化理论家蒂姆·斯顿格（Tim Stüttgen）的黑人酷儿理论及南非当代艺术家凯勒博格尔·特莱德的肖像画作品《最美是此处》（The Beautiful Ones Are Here）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酷儿政治中也依然存在种族和阶级的划分问题，有必要探究种族与阶级的划分之间的关联以及其是怎样表现为一个冲突的场域的。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联邦大学艺术史在读博士宋智殷对艺术家郑恩瑛再现韩国传统女性戏剧Yeosung Gukgeuk的行为进行了分析，认为这种方式将消失的女性重新恢复到艺术创作中，这种再现是韩国女性主义艺术的一个新案例，它超越了第一波与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的经验，并与西方的女性主义艺术不同。再现这一女性戏剧过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就是性别操演性。

作为创作主体的女性艺术家的“身份”是理解其艺术作品的重要维度，在本次会议的讨论中，女性主义创作者的多重身份或者是其不断变化的身份为理解和分析其作品提供了另一种工具。来自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女性与性别研究论坛负责人德克尔·塔尔（Dekel Tal） 利用“阈限”这一概念介绍参与以色列艺术创作的菲律宾移民女性，认为这些菲律宾移民女性感受到了不同身份的同时存在，她们同时感觉到主体性的提升以及身份的边缘化，重新审视了跨国女性主义的研究范式以及方法论和价值观的一些问题，通过对女性与身份、社群以及国家主义相关联的地位的思考，为以色列艺术史提供了新的理解，也为种族、阶级和宗教问题提供了女性主义解读。

作为干预策略的女性主义艺术

艺术也常常成为女性借以表达自身诉求的方式，对行为艺术的采用是女性实现政治诉求的重要方式。会上，对女性主义行为艺术的分析也构成了性别与艺术史研究中的重要话题。来自墨西哥伊比利亚美洲大学的卡伦·科德罗（Karen Cordero）教授对墨西哥当代女性主义艺术家Monica Mayer 2012年5月11日也即2012年母亲节的第二天，所做的行动主义艺术作品《被绑架的母性》进行了分析，借此展现了墨西哥女性艺术在过去40年的发展历程以及同其他地区和文化的性别问题的对话与交流。《被绑架的母性》这一行为艺术作品抗议在母亲节时所呈现出的对于“母职”与“母性”的刻板描述，作者对该行动参与者的言论以及媒体评论对该活动的建构进行了分析，并做出了个体层面以及群体动力学层面的解释。

来自阿根廷拉普拉达大学的青年学者德尔菲娜·卡布瑞拉（Delfina Cabrera）博士回顾了拉美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身体作为创作手段、目的和政治的艺术行动主义，尤其对1988到1997年活跃在智利圣地亚哥的一个名为“末世母驴”（Las Yeguas del Apocalipsis）的艺术流派的作品进行了分析，展现了在当时的政治情境中，这一流派所带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