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地强拆与女性抗争的“底线逻辑”

■ 王晓莉

近日，海南海口秀英区政府拆迁琼华村视频曝光，引起了社会强烈关注。在网上流传的拆迁现场视频中看到，着黑衣黑帽戴白色口罩的执法人员一手拿着喇叭，一手用木棍打向躺在地上的妇女们，并不时对其拳打脚踢。从视频中可以听到现场惨叫哭喊声不断。事发当晚，秀英区召开新闻通气会， 通报处理情况。5月1日晚上，海南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孙新阳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研究作出问责决定。

众所周知，2008年“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作为寻找土地的“金钥匙”正式出台，政策出台的背景是国家为了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引发的意外后果却是“征地拆迁”导致暴力事件频发，2010年媒体目光开始转向失地农民的生计困境与反抗行为，2013年有关报道更是出现井喷式增长。近年来，国家征地制度改革也在问题倒逼之中蹒跚前行，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五部分第二条规定：“完善征地补偿办法，合理确定补偿标准，严格征地程序，约束征地行为，补偿资金不落实的不得批准和实施征地。”

回到海南琼华村强拆中殴打妇孺事件，我们且先不做征地制度改革的泛泛而谈，而是聚焦到这样一个事实：视频中被殴打的、冲在抵抗拆迁一线的，为何是妇孺？

这一幕，瞬间将我的记忆拉回到去年9月Landesa西雅图培训班上的分享，来自坦桑尼亚、肯尼亚和乌干达的非洲同仁分享了类似的抵抗情节：外资公司与当地政府“合谋”夺走农民的土地或牧场，面对失守的家园，冲在一线的全是妇女，身后是成群的孩子。同仁们给出的解释是：补偿款拿到手的男人们可以潇洒走开，去别处重建家园、重新娶妻生子，而留给妇女的能有什么？行将失却的土地是她的全部，她的家园、孩子和男人。为了生存，为了孩子，她们会舍命抵抗。

妇女的舍命反抗，在耶鲁大学詹姆斯·C·斯科特教授代表作《弱者的武器》一书中也曾有过记录。关于妇女的反抗，斯科特的观察是：塞达卡村贫穷的妇女反而不经意地充当了“罢工破坏者”。 他观察记录了一次妇女们联合抵抗的瓦解：村民们遭遇由于联合收割机的引入而失去工作（雇佣劳动力）的困境，唯有妇女还有着实际的讨价还价的力量，因为她们暂时还控制着插秧的工作。这些妇女决定组织一次联合抵抗行动，却未能如愿。那些遭到抵抗的农场主开始雇佣外村人插秧，妇女们担心插秧工作会永远属于外村人，拖延一段时间后又回到秧田里。“只有那些有钱人才能够拒绝”，妇女们所面临的困境是：她们需要钱。关于妇女选择妥协背后的逻辑，斯科特并未从社会性别视角展开讨论。

妇女抗争的逻辑是什么？将征地强拆中妇女的以命抵抗与日常雇佣劳动中的“罢工破坏者”联系起来，不难看出，妇女抗争的一种“底线逻辑”，即为了下一代、为了生存的底线。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牧场或林地，是她们抗争的最后底线。不至如此地步，她们忍气吞声；一旦到此地步，她们勇敢抵抗。与征地强拆中妇女的舍命抵抗相类似，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印度反对伐林者“抱树运动”（Chipko运动）是又一例证，妇女们要与树林生死与共。著名生态女性主义者瓦妲娜·希瓦（Vandana Shiva）亲身参与了“抱树运动”，在其代表作《生存》（staying alive）中，她痛批父权制下的经济增长模式、西方父权制的科学话语霸权，重申发展模式中的女性主义原则。

妇女为了生存而生产，为了生存而斗争。作为“生存专家”的妇女所生产出来的知识，是与自然一体的、整体论的、系统论的知识。然而“生存专家”4000多年农业文明的实践，不到20年的时间就被白人知识男性完全颠覆。他们将所有价值简化为“市场价值”，所有活动简化为货币化的现金交易，农业商业化、农民雇工化、土地资本化的“简约化”发展模式盛行。过去自然、完整的粮食生产链条被打破，种子、化肥农药的投入被大公司垄断，农民也成为农业雇工，土地的利用价值从自然经济发展为工业经济、金融经济，机械、技术、资金变得更重要。农地流转、征地开发被量化为考核地方干部的政绩指标。面对失去自主的土地，不仅妇女的人口再生产和家务劳动毫无价值可言，男人也只有有偿劳动才生产价值。金钱和价格成为唯一的衡量标准。

在村庄征地补偿款或其他集体资源的分配中，妇女的价值更是紧紧依附于男人而存在。自上世纪90年代的广东南海开始，愈演愈烈的以“村规民约”为借口对“农嫁女”合法权益的侵害在各地蔓延，被地方政府视为重点维稳工作。传统农业社会中“父系子承”“从夫居”“从父姓”的父权制安排，与正在经历工业化、现代化转型的农村社会之间产生的张力不断升级。社区公共父权制的集体资源分配权，与家庭父权制规则同构合辙互动。现实中，不仅“农嫁女”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媳妇”的合法权益也难以兑现，只不过在家庭父权制规则的掩盖下很难被揭露。有研究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因婚嫁失地使农村已婚妇女遭受来自丈夫的家庭暴力的风险显著增加。

在广西、四川等地的实地调查中笔者也发现，在有征地补偿的村庄，家暴和离婚案件都有所上升。“补偿款分给了男性户主，男人风风光光把钱花掉，结果小孩长大读书、楼房加层就没钱了。”广西南宁那历村妇女主任莫银桂叹道。结果，有几名妇女找到组长，组长支持把补偿款打给妇女账户。因为男性消费多，所剩无几，他们也有反省。这项措施也得到了街道办和经开区领导的支持。后期他们再来征地时，男性不配合，妇女更配合。钱就到了妇女账号，这些钱被妇女用来供小孩读书、给楼房加层。目前，那历村每个生产队都有一半将补偿款直接打给妇女账户，妇女地位有了明显提高，家庭状况大有改善。有的村也学习了这种做法。

因此，不了解女性在征地拆迁中的现实困境，不了解女性抗争的底线逻辑，类似琼华村的悲剧就还会上演，而这是人们不愿意再看到的。

（作者为农村发展与管理专业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