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小的书店

□ 中国妇女报记者 王驰 文/图

在香港寸土寸金的时代广场附近，一家仅有20厘米左右深的一面墙“五金店”曾令我叹为观止，香港人真是太会利用空间了。

的确，这绝不是一个孤证。

离时代广场不远，在湾仔道上的国泰商场内，一个蜗居于4楼一角的二手书店就是一例。三角形的店面充其量两三平方米。

书店标名“溢记”，其张姓老板称，一位台湾顾客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小的书店。虽然远远没有逛遍世界上所有的书店，我乐于暂且相信，它就是世界最小。

知道它，是通过庄士敦道与湾仔道交叉处，一个像垃圾桶样的箱子上贴的书店招贴。在人车滚滚、红尘万丈的湾仔，这个写在绿纸上的招贴，倔强地粘在那里，任尔东西南北风。

由于距离住地很近，我和先生时常过来看看。尤其是我先生，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到“溢记”转一转，有时甚至不止一次。一年多下来，他真从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书店里淘到了不少宝贝。比如哈佛大学植物学家、退休后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胡秀英女士的文集，是我先生久觅不得的书，结果某一天，它就婷婷地立于“溢记”的书架上，我敢说，当时的他，一定眼珠子都要跳出来了。

一回到住地，先生就忙不迭地拿出宝贝炫耀。胡秀英女士喜欢用打油诗记事，终于买到她的书后，先生还在回来的路上，也打了一首油，表达他欢喜的心情：春光明媚高阳照，上完大夜写完稿。迷你书店淘奇书，八方云集啖水饺。久觅之书惊邂逅，心儿狂喜似奔鸟。飘飘欲仙大街行，如此书缘真奇妙。八方云集是附近的一家小饭馆。

先生还特意让张老板在书上挥毫留念，以志书缘。张老板酷爱书法，几乎每次去，都见他坐在那里练字，大字，小楷；行书，草书，他都练。由于店面太小，他只好在商场过道里摆一张小桌和椅子，供自己练字用。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店不在大，有书则灵。先生还在这里买过香港藏书家许定铭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黄裳的《锦帆集》。黄霑著名的“咸湿书”《不文集》的精装本，也在“溢记”淘得。此外，邵氏影业公司六十年代的影迷俱乐部刊物、香港历史最久远、规模最大的慈善机构东华三院1949年的一期内刊，也得之于此。

满满当当的书架中，还有品相尚好、市面上不易见到的民国时期出版的字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良友画报》。一位爱绘画的朋友淘到荣宝斋出的吴冠中山水画谱、五十年代的《远东画报》和早期出版的艺术家传记等。

相比于香港一般书店动辄一两百港元的书价，这里几十元的书可谓相当实惠。这也是先生频频光顾于此的原因之一。每每搜到好书，立即拿下，从不砍价，他说，这也是对实体书店的支持。

“你没看到老板眼里的一丝忧伤吗？”

残酷的现实是，香港实体书店近年来一直在风雨飘摇中度日，不时传出书店或关门或“上楼”（地面租金高，二楼以上相对便宜）的消息。即如“溢记”，如此迷你，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五六年前，经营了十几年的“溢记”在别的地方，面积要大得多，由于书业不景气，才退缩“高升”到此。

“溢记”以经营书法、美术及文史类书籍为主打，也卖一些政治类书籍。图书每天更新，卖得也算快。它还卖毛笔与墨。有时候，也有顾客找张老板写字，给些润笔费。张老板说，光靠卖书，是很难维持下去的。

“溢记”每月租金两千港元，卖书所得有几千。经常来的熟客有二三十人的样子，大都是大学老师、媒体人、大学生。“都是比较中高阶的”，张老板对自己顾客的构成十分自信。

作为内地人，尽管知道香港书业勉力维持，但也有几分不解与羡慕。以笔者住处来说，是港岛很中心的位置，但方圆500米内，大大小小有不下15家实体书店。在号称文化中心的北京，绝无此盛景。

所以，笔者一直为香港背负“文化沙漠”的恶名而感到不平。我不知道，在香港商铺租金连年上涨，而港人又一直被诟病为“不读书”的情况下，在商业中心地段还能存活如此多的书店，其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去年底，张老板说，他要去加拿大旅游一周，书店要暂时歇业几天。我们闻言很为他高兴，心想这么小的书店，还能挣到出国旅游的钱，真是不错。

旅加归来，张老板给我们看他用手机在加拿大拍的照片，其中有与加拿大警察的合影。他对加拿大警察赞不绝口。我们有时也与张老板聊聊香港的时事。他对香港的政治纷争不以为然，但说到香港的警察，骄傲之情则溢于言表。

每次付款，不论多少，张老板都要连声道谢。其实，作为爱书人，我们内心的感激之情不会比他少。

我总是顽固地认为，一座城市，如果没有书店，是有缺陷的。张老板或许只是在为稻粱谋，但因为他的迷你书店的存在，香港在我眼里变得更加值得留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