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沃斯荒原上绽放的“宝石花”

夏洛蒂·勃朗特肖像

为纪念夏洛蒂200周年诞辰，英国著名出版社弗里欧书社（Folio Society）出版了最新版的《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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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21日是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诞辰200周年纪念日。她奉献给世界的名作《简·爱》何以具有如此长久的艺术魅力？又为何成为20世纪之后西方文学批评流派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宠儿？当下我们为何依然需要重温这部经典？本文将一一解读。

■ 杨莉馨

数日前，听友人提起，今年的4月21日乃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诞辰200周年纪念日，心中不由一动。1816年仲春时节，在英格兰北方约克郡荒蛮的哈沃斯荒原上那栋孤零零的牧师老宅里呱呱降生的小女婴，日后将奉献给世界一部名作《简·爱》。斗转星移，至今已经走过了漫长的两个世纪了。

英国女性于1928年获得了普选权，不仅获得了弗吉尼亚·伍尔夫所梦想的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的权利，更有了接受高等教育、跻身公共的社会空间、施展才华的权利。而勃朗特笔下的简·爱，这个从哈沃斯的石楠丛中向我们走来的“一贫如洗、默默无闻、长相平庸、个子瘦小”的家庭女教师，却依然以迷人的性格力量，活在世界各地万千读者的心中。20世纪后期，在重审历史的后现代语境下，甚至出现了多部重构《简·爱》之作，如另两位英国作家简·里斯的长篇小说《藻海无边》（1966）和唐纳德·迈克尔·托马斯的《夏洛特——简·爱的最后旅程》（2000）。

《简·爱》在不断阐释中延续魅力

《简·爱》这部不算厚重的英国小说，何以具有如此长久的艺术魅力？作品以第一人称回忆的方式，叙述了女主人公简·爱从寄人篱下、受尽凌虐的孤女，到成长为自立自强的家庭女教师的坎坷历程，描绘了她与男主人公罗彻斯特相知相爱，在得知其另有疯妻的隐情后忍痛出走，最后又听从心灵的召唤，在伯莎·梅森去世之后回到恋人身边，与之幸福结合的浪漫故事。小说塑造了一位坚强隐忍、自尊自重而又性如烈火的平民知识女性形象，对维多利亚时代保守的宗教观念、等级制度和道德习俗提出了质疑，表现出强烈的阶级和性别平等意识。

人们常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这说的是读者常会根据自己的经验积累、情趣嗜好等去理解与阐释所读的作品，作品的意义因而将由自身的丰富蕴涵与接受者的主观阐发共同实现。这或许能解释《简·爱》在经历了问世之初的洛阳纸贵，何以在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西方文学批评流派与理论模式的层出不穷，再度成了学院派批评家考量批评话语阐释力的试验场。比如，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更关注简·爱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以及男女主人公之间的阶级差异所导致的人物冲突与婚姻抉择；精神分析学派批评家会从幻觉、梦境等中探究人物隐秘的心理倾向与行为动机；美国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家佳·查·斯皮瓦克将作品解读为一则“帝国主义普通认知暴力的寓言”，认为其体现的是“为了美化殖民者的社会使命而进行的自我献祭的殖民主体的建构过程”。

20世纪70年代以来，《简·爱》更是成为新崛起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宠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史上最厚重的著作、美国学者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巴合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十九世纪文学想象》的标题，即是出自《简·爱》。在小说中，罗彻斯特的疯妻伯莎·梅森是一个具有哥特小说中的神秘色彩、暴戾而邪恶的形象。但在两位学者看来，貌似情敌的瘦弱苍白的简·爱和高大强悍的伯莎·梅森之间，却存在着共谋关系，被禁闭在阁楼中的那个神秘女人伯莎·梅森古怪的喃喃声，是和简·爱心中反叛父权体制压抑的激情之声彼此呼应的。这两位女性的内在联系，通过多种形式在文本中获得了象征性的实现。疯女人的每一次露面，都和女主人公的愤怒以及对愤怒的压抑有关。伯莎这头在阁楼上愤怒走动的困兽，代表了简·爱被监禁在红房子中的咆哮与疯狂，并使她秘密的幻想得到了实现。最后，男女主人公终于在远离尘嚣的芬丁庄园，获得了和谐平等的婚姻，逃离了父权社会的拘禁，找到了实现新的性别关系理想的自然乐园。

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中，法国哲学家福柯有关权力-话语共谋关系的研究，其将“疯癫”视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蕴含着权力-话语的压迫，本质上乃是一种建构的观念，更是启发了女性主义学者对“疯癫”现象的反思与拆解。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走向高潮的1989年，孟悦、戴锦华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在对张爱玲《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形象进行分析时，亦援引《阁楼上的疯女人》并借鉴了福柯的思想，讨论了中国妇女文本中的“疯狂”主题，认为曹七巧的变态与疯狂也是“父权社会隐秘而持久的虐待与压抑行为的产物”，是“对父权社会的报复行为”。由此，中国的七巧和美国女作家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的《黄色的糊墙纸》、西尔维娅·普拉斯的《钟型罩》，以及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浮现》中疯狂的女主人公一样，也是摧折人性的文化与社会压力的产物，一个东方“阁楼上的疯女人”。循着这一思路，部分学者又进一步深入对中国现当代妇女作家笔下“病妇”系列形象的研究，将对人物精神分裂现象的考察拓展到对女性精神分裂与肉体断裂之间关系的诘问。

当下重温经典的意义

而在例举学院派学者的专业释读之外，普通读者的感受同样值得尊重。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关于经典作品的认识，可谓是对林林总总的学院派之说的某种解构：“一部经典是这样一部作品，它不断让周围制造一团批评话语的尘雾，却总是把那些微粒抖掉。”如此精辟而又骄傲的界定，用于《简·爱》是多么的准确！这也正呼应了18世纪德国文豪歌德的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简·爱》这棵常青的生命之树，正是卡尔维诺所谓“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同时也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我们以前读过的东西的书”。它留在我们普通读者心目中的，依然是简·爱的柔韧而又刚强、谦逊而又骄傲、隐忍而又叛逆、理性而又激情的性格光芒。

在当下我们的社会中，年轻姑娘感叹“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宁愿从好不容易打拼赢来的公共空间退居“厨房”之时，在优秀的未婚知识女性被贬为“剩女”、身边亲朋好友无不为她“嫁不出去”而忧心忡忡之时，在人们讳称“三八妇女节”，“妇女”一词在舆论的狂欢中被替换为“女生”“女王”与“女神”，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与封建父权意识有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合流之时，我们依然应当重温简·爱在拒绝罗彻斯特意欲用绫罗绸缎包裹他的小新娘时说的话：“我丝毫比不了你后宫中的嫔妃。所以你就别把我同她们相提并论，要是你喜欢这类东西，那你就走吧，先生，立刻到伊斯坦布尔的市场上去，把你不知道如何开开心心在这儿花掉的部分现金，投入到大宗奴隶购买上去。”重温简·爱在罗彻斯特希望她成为自己情妇时的严正宣告：“我关心我自己，愈是孤单，愈是没有朋友，愈是无助，那我就愈是自尊。”简·爱也正是因此赢得了男主人公的敬重，成为他心中“一种灿烂绚丽不可摧毁的宝石花”。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