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漂泊一天算一天

（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编者按

在保洁、门卫等岗位上，我们经常能见到一群老年打工者。上世纪90年代，一批批农民工进入工厂，走进城市，他们曾是第一代外来务工者，曾经心怀留在城市的梦想。

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组调查数据显示：在2.73亿农民工里，50岁以上的占到17%，总数超过4600万，而40岁以上的将近1.2亿。

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没来得及看一眼城市的风景，第一代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年龄在55岁到70岁之间)已经老去，可能还没攒够养老钱，却不得不面对新的困境。没有技术，力气也不如年轻人，经济进入新常态，产业结构转型，他们的未来很迷茫。

用汗水推动城市建设的同时，他们的身心也长期徘徊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由于年龄问题的尴尬，他们有的虽然在工作岗位上却徘徊在社会保障的大门之外；有的虽然告老还乡，却因为无法连续缴纳社保15年而无法享受养老金。在人生的十字街口，他们，是该守望乡愁还是遥望乡愁？他们的“老有所依”需要政策的哪些扶持？

□ 中国妇女报记者 耿兴敏

在城市日益崛起的摩天大厦上，偶尔会看见“蜘蛛侠”的身影在高空游荡；在上午7点以前，下午5点之后奔走在公路上的货运汽车中，挤得满满的车厢中，往往挤坐着几位上了年纪的农民工；在五星级宾馆明亮的卫生间里，经常来回打扫的，大部分也是这些高龄农民工。

老一代农民工，也就是第一代农民工，一般指1990年以前就来到城市工作的农民工，他们的年龄基本在50岁以上。对于重体力劳动而言，他们无疑可以称得上是“高龄农民工”。然而，绝大多数的他们，似乎只是这个城市的过客。随着年龄渐长，何处安放养老之心，成为很多人的心结和现实之痛。

他们，在城市里生活得还好吗？身体上早已“力不从心”，为何主动“延迟退休”？面对医疗和养老等问题，他们有怎样的需求与渴望？据此，中国妇女报记者进行了调查。

想干重活，身体已“力不从心”

60多岁的韩师傅，老家在河南农村。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他就来到北京开始了打工生涯，年轻时，他做过装修木工等工作。前几年，由于年龄太大，身体吃不消，他才开始干起环卫工人这份工作。如今，韩师傅每天凌晨5点半就要开始上班，一直干到中午11点吃午饭。下午，一般2点上班，5点下班，活多的时候还要干到更晚。每个月工资不多，不到三千。

对于目前的境况，韩师傅并没有太多抱怨。在他看来，到他这个年龄，只要能挣钱就已经很不错了。“我也想干挣得多的活，可是人老了没人愿意要。”

因为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症，3年内做了两次手术，家住安徽阜阳的农民工老张，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但他还是盼望着，未来能到外地或当地的建筑工地上去打工。“在那里干活一天就能挣好几百元钱，比做其他活划算多了。”

然而实际上，老张的愿望很难实现。由于他今年已经50多岁，加上身体不好，几乎所有的建筑工地都拒绝了他。现在，他只能在家附近的汽车站帮长途客车司机拉客，拉到一个人能赚上十几二十元钱。旺季的时候，老张一天能赚两三百元，淡季的时候，也就一百元左右。

五十几岁的张女士，从河北老家来到北京，期待能有一份补贴家用的工作，十多天过去了目前仍然没有接到工作的橄榄枝。“希望找一个管吃管住的，工资一月挣个两三千就行了。找保洁、保姆这样的活儿也找不着，他们嫌我年龄大了。”

据了解，从就业服务的规定来说，农村劳动力进城以后，男性60岁、女性55岁属于退休年龄。目前，这些高龄农民工以打零工为主，年龄太大了，考虑身体等因素，企业有很多顾虑。一般45岁以上就不好找工作了。

养老保险，想说爱你不容易

今年四十多岁的侯文荣（化名）已经在北京生活了20多年，然而，20多年的时光，她习惯了北京的生活，却还是觉得自己是游离于北京之外的外乡人。

“我在北京20多年了，混的不好。”一说话，你能感觉到侯文荣属于性格开朗、快言快语那种人。实实在在，一点也不忸怩。

来自山东的她，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在北大医院做外勤工作，也就是每天带领和引导护送住院病人去做检查。自从1993年来北京，她习惯了在医院每天和病人打交道的日子，6年后，因为医院改革，她没能再续签合同。还好，那时她已经靠自学拿下了会计从业资格证，所以进了一家私营的货运公司做会计工作，这一干就是17年。

“我不是一个喜欢折腾的人，就希望安安稳稳的生活。”侯文荣说。但生活的现实，让这位山东女性不得不经常操心未来的日子怎么过。1999年进入自己工作的这家公司，2009年才上保险。“当时老板还非常不情愿。”侯文荣说。

之后因为生病治疗，候文荣有段时间不能上班，交纳也就断了。没办法，为长远计，也得益于家人在中石化上班，侯文荣在一次中石化的招工中，被招聘到中石化的一个加油站做会计，同时还一直在原来的公司上班，这样实际上她在做兼职。在自己补交了几个月的资金后，侯文荣的养老保险顺利转接上了。

“没办法，我和原来的公司老板达成了协议，因为中石化的工作是上一天休息一天，加上会计工作的灵活性，我只要完成工作就行。”侯文荣告诉记者，自己之所以再应聘后来加油站这份工作，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五险一金这个问题。

“因为中石化那份工作，也没什么前途可言。”侯文荣说，自己其实对原来的货运公司很有感情，毕竟干了这么多年，作为一个老员工有感情了，单位给自己提供了宿舍，虽然在五环外，毕竟在北京也节省了一大笔开支。

“年轻的时候，说实话，对养老保险这些还不是太在意，觉得能挣钱生活就行。”但结婚生孩子后，经济压力逐渐增大，丈夫在中石化的加油站做废旧油器回收工作，为了孩子上学，2010年他们夫妻在河北香河县买了房子，如今女儿已经在香河上初一了。年龄渐大，侯文荣不得不考虑养老的现实问题，如今，除了这两份工作，侯文荣还兼了一份代理保险的工作，她告诉中国妇女报记者：“我们以前还在北大医院干的那些姐妹，大部分现在也在兼职代理保险工作。”

侯文荣在货运公司的其他同事也没有养老险，其中55岁的老张来自河北，他在公司也干了10多年了，遭遇婚姻离异的他的想法是：在城市漂泊一天算一天吧。

像老张一样，选择留在城市能干点儿是点儿的人不在少数，久离家乡，而在农村大部分年轻人都在外出打工的状态下，一位求职者这样说：回到农村也没什么好干的。

回乡养老，路有点漫长

54岁的张阿姨在北京北四环一家五星级酒店已经工作了将近十年，儿子以前在北京上大学，如今儿子留在北京工作，老伴也在北京的另一个地方打工。目前的生活状态张阿姨感到还算满意，至于将来如何？“到时候再说吧，也许就留在北京了。”张阿姨在宾馆负责卫生间的保洁工作，一个月将近2000元的工资，她已经对再回农村不是特别的向往。

来自河北的老褚今年其实也就四十多岁，他的打工生涯中都是“短工”：干完这个活儿，再去找另一个，一般都是和老乡一起，所以不存在社会保险和养老金这一说，而自己也从来没想过这个，也没问过。他在农村老家有新农合，以前的政策是等到60岁以后每个月会有55元的补助。老褚表示：“也许将来会更多一些。”

老褚的妻子在天津一家企业效益不错的私营企业食堂工作，公司给上了保险。“等我们老了，肯定都得回农村。”他说，那里才是他们的家，现在在外就是为了挣钱养家，供三个孩子上学。说起自己的老年生活，老褚觉得似乎还不在考虑之内：到时候再说吧。

据媒体报道，根据最新的部分省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平均缴费水平接近230元，参保人数比上年度增加365万人，相当于每天增加1万人。

2014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合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2015年，我国基本完成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整合，各省级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出台了相关政策文件，全国所有县级行政区基本建成制度名称、政策标准、管理服务、信息系统“四统一”的城乡居保制度。

在北京市虎坊桥的马路旁边，有一个务工者自发形成的劳务市场，不少想找工作的外乡人喜欢来这看看，而这里的求职者明显属于大龄者居多，能干体力活者居多。他们更多的人面临的是能否找到一份工作可干，至于相比社会保险，前者更现实和实在一些。

致力于农村空巢老人养老公益事业的河北省钻石公益基金会执行长张天潘接受中国妇女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来说，即使在城市奋斗这么多年、工作这么多年，他们也很难被城市融入，一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原因，二是其他诸多原因。所以对于高龄农民工来说，将来只有两个选择：继续留在城市，然后状况并没有更多的改变，同时生活可能变得更艰难，因为适合他们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甚至保安、保洁等工作，对于年龄大的打工者都越来越挑剔；另外就是选择回乡，但一般会成为留守老人或者空巢老人，面临的将是更多的问题。

张天潘认为这些高龄务工者回到农村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在城市生活很久再回到农村，将面临是否适应生活、会不会有挫败感、是否能顺利地融入到农村的生活当中？没有养老金的他们，已经十几或者二十多年不再从事农村的田间劳动，所以也会面临着实际生活中重操旧业有心无力的状况。

2015年，全国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由每人每月55元提高到70元，27个省份、2500多个县级政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

截至2015年底，全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50472万人，其中60岁以上领取养老金人数达到14800万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曾表示，人社部将引导广大城乡居民多缴费，早参保。

然而，即使增长幅度加大，如果靠这些，农民工的回乡养老之路似乎也很漫长，走起来并不容易。

张天潘表示，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从公益组织角度或者政府的角度来说，除了在社会保险和新农合方面要加强，对于高龄打工者的技能培训很有必要。

“政府公益组织设立资金鼓励高龄打工者在农村实现再创业，毕竟他们在城市积累了更多的观察和经验，比如，着重在绿色食品农业方面，实现他们的价值。另外，目前在公益界还有个思路就是：50岁到60岁的‘小老人’回到农村后帮助年龄更大一些的老人，这样一代一代形成良性循环。”张天潘说，但愿，这样会使得高龄务工者的养老生活更好一些。

新闻链接

62岁高龄农民工为打工伪造身份证

中国妇女报消息 近日，安徽省公安厅发布消息，一名62岁老人为方便打工，伪造身份证将年龄改小10岁。当地警方核对信息发现情况后，对其予以了罚款。

据财经网报道，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香隅派出所民警在核实外来务工人员身份信息时，发现化工园内一工地农民工方某某使用的身份信息查无此人，该身份信息系伪造。民警调查后发现，方某某实际年龄62岁，身份证上将年龄改小了10岁，该身份证是方某某在一户出租房内购买的。方某某称，购买该身份证就是为了方便在建筑工地打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下称《身份证法》）有关规定，香隅派出所对方某某处以罚款200元。

记者从香隅派出所证实了这件事。民警告诉记者，老人行为违法，但鉴于他岁数比较大，就处以了相对较轻的处罚。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社会政策的学者吴利娟表示，派出所根据《身份证法》处罚老人并无不妥，但老人做出这种违法的行为，也是出于无奈，他需要这份工作，劳动力市场若将年龄的门槛设得太死，实际上是没有给就业者选择的机会。

近些年，农民工老龄化的趋势蔓延。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4年，“高龄农民工”已达4600万人。2015年，国家统计局表示，数据显示近年中国农民工年龄结构趋向进入加快老化阶段。

但目前，中国各项社会保障待遇尚未覆盖到这类退休农民工，超过退休年龄继续就业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是否被认定为工伤，在司法实践中争议不断。

专家观点

加强对农民工弱势群体的重视

——专家聚焦高龄农民工养老

□ 中国妇女报记者 耿兴敏

据2015年的数据，目前，全国农民工总量2.74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8亿人，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2864元。

然而，少小离家老大回，不少在城市工作了很长时间的农民工面临回家养老的选择，而如何保障养老问题，也成为不少人的关注所在。中国妇女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老年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老年学学会副会长杜鹏表示，对于覆盖在社会保险之内的农民工的养老金问题，需要尽快落实养老保险基金跨省统筹。他认为，对于那些没有加入到社会保险序列的高龄打工者，回到家乡可能主要需要依靠自己打工积攒的钱养老，随着年龄增大，他们就会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这些农民工往往年轻时奔波在城市挣钱，在家乡为孩子盖起房，供孩子上学，而当自己年老了，要回到农村时，真正留给自己养老的钱所剩并不充裕。

杜鹏表示，对于那些50多岁的回乡农民工，他们在外多年学到了一些经验，如果能把在城市学到的经验和农村的生产和经济活动结合起来，实现在农村再就业，也会对增加经济收入有重要作用。他建议，当地各级政府应该做好服务工作，可以加强对这些回乡农民工的再就业培训，帮助他们把家乡的生计搞起来，增加经济收入，当然，也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

加强对农民工中的弱势群体养老、特别是女性弱势群体养老问题的重视，是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原新的建议。 原新分析，之所以说第一代农民工属于弱势群体，养老处于多重挑战，存在多重原因。

第一个问题表现在：第一批出去到城市工作的人，他们的养老可以说基本上在社会保障体制中处于一个真空地带。城市的养老保障社会体制他们没有参与，尽管当时农村要求参与社会保障体制，但当时省际之间是不能够转移的，所以许多人实际上没参与，社保基本上处于空白。改革开放很长一段时间后，许多农民工实际上是年初进保障年末退保障，实际上保障是很不连续的。

第二个方面，农名工长期处于流动状态，可以说，农村的很多人已经放弃了回农村的打算，有一部分人选择了在小城市买房，所以当时是否覆盖在社会保障体制内受到影响。

第三个方面，大龄农民工尤其是女性受教育程度比较差，留守现象严重。实际上，据调查数据，女性农民工的收入相对来说更低一些，更多需要丈夫来支持养老。同时，大龄女性农民工劳动参与率比较低，参与社会保障率也比较低，所以在养老保障方面更陷入一种困境和弱势。

第一代农民工出去打工，一般主要目的仅仅是为了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对自己的考虑要少一些，所以挣来的钱大部分用于家庭建设等，而对自己的投入要少得多，社会保障意识也比较差，所以保障水平比较低。另外，更确切的说，第一代农民工往往在城市参与的是一种非正规部门的就业，很多农民工连劳动合同都没有签，所以也不存在养老保障这一说。

原新表示，第一代农民工出来打工时，政府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还处于初步阶段，社会保障基础相对弱一些，当时对于农民工参保一些渠道不畅，再加上第一代农民工参保意识差，综合因素导致第一代农民工没有参与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