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我有罪》：无处安放的“蛇蝎美人”

《判我有罪》里的“蛇蝎美人”冯雪辉

导演孙亮与女主演李盺芸

■ 陈亦水

近日，导演孙亮携带她的首部剧情长片、充满浓浓的黑色电影风格的作品《判我有罪》，从韩国釜山电影节的挥师回国，在北师大举办的大学生电影节举行了试映活动。

令人惊讶的是，在这部号称“中国黑色电影”的作品里，创作者不仅在叙事上大胆揭示了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医疗弊端，在影像上还相当成功地再现了黑色电影的各种类型元素：黑色阴影、狭窄空间、暴力犯罪，以及黑色电影最重要的角色——站在父权文化逻辑对立面的、对男性极具致命诱惑的“蛇蝎美人”。

在黑色电影里，男人往往表现暴力和犯罪，女人主要负责性——以及带有性意味的犯罪。最早，“黑色电影”（film noir）由法国影评家尼诺?法兰克在1946年命名，专指经济大萧条和二战后美国好莱坞电影中反映城市犯罪的影片。它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的社会危机与男性焦虑。尤其是影片里让男性硬汉们又爱又恨的蛇蝎美人形象，某种程度上预言了不久之后美国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的到来。

那么，作为一部中国黑色电影，女导演如何在影片里处理中国式的“蛇蝎美人”，后者如何成为中国社会问题的背负者，并联结男性硬汉们的关系则变得耐人寻味。

《判我有罪》里的女医生冯雪辉，无疑是这部黑色电影的“蛇蝎美人”。但和好莱坞黑色电影里自信满满的“恶女郎”相反的是，冯雪辉从一出场就是一名背负丧女之痛的苦难母亲——犹如从20世纪80年代谢晋导演作品中穿越而来的中国妇女——她个人的不幸，实际承担起的是社会之痛：安乐死的罪责拷问、中国医商勾结的黑幕。因此，女导演孙亮的女性立场在于，她用摄影机全片“陪着”冯雪辉一点点从苦难中站起来。

导演因此创造了一个无辜的、令人怜惜的“蛇蝎美人”形象。她的罪责是：身为母亲，不堪忍受女儿的痛苦而私自实施了安乐死；身为主任，在毫不知情的时候签下了批准用药的决议；身为公民，她盗取并毁掉了记录自己实施安乐死的几页证据。而为了赎罪，冯雪辉则在男性主导的社会里付出了心灵和身体上的巨大代价。

身为女性，导演孙亮给冯雪辉安排了足够温暖的人际关系：她有一个肯为她拼命、忠心耿耿的丈夫，一个遵守职业道德、英俊健美随时等待她的男同事蒋医生，一个唯利是图想随时推倒她的大反派，以及一个尽忠职守的单亲父亲好警察张越。

虽然冯雪辉在形式上被塑造成“蛇蝎美人”，但其实是一朵委屈的白莲花。某种程度上，她恰恰是遵守父权文化道德的、传统的好妻子和好母亲。影片里判“我”有罪的，既是传统社会的父法逻辑，也是象征“国家机器”的男性硬汉警察张越。而冯雪辉所有违反主流社会价值观的行动叙事——例如盗取证物、背着丈夫和同事上床，都有着无比沉痛的理由、极其充分的个人苦衷。唯有承担起整个社会的苦难，冯雪辉身为女性所压抑的欲望，才能在银幕上的雨夜床戏叙事段落里得到象征性的宣泄。

那么，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是：在中国黑色电影里，我们该如何安放“蛇蝎美人”？她什么时候才不再需要有符合父权伦理道德的个人苦衷，去表达自己的欲望、追求个人的独立？再大胆设想一下，如果黑色类型电影里的“蛇蝎美人”性别设定，是花样美男或者肌肉男，而硬汉警察的形象则是一只《疯狂动物城》里的女兔子朱迪，我们能接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