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道德发展问题为何要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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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通过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女性，才有可能改变对于男女两性道德发展的描述，而且必须重视对于青少年的人文教育，唤回由于西方文化过分地强调分离、独立、自主和个体性而渐行渐远的，来自童年期的与他人交往的愿望和能力，以及对他人需要作出社会性回应的道德天性。因为，人世不仅需要冷静的理性，更需要相互关怀的温情。

卡罗尔.·吉利根无疑是当代最有影响的女性主义心理学家，她开创的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近30年来已经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巨大的影响，她1982年出版的著作《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早已成为国际畅销书，被译成多种语言，亦引起莫大的争议，以至于该书被《牛津哲学辞典》称为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中最有影响和争议的著作。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哲学系的科罗拉多教授告诉我，其意大利版本被译成“妇女的声音”而不是“不同的声音”。这看起来顺理成章，因为吉利根的确在书中讨论的是“妇女的声音”，但深究起来，吉利根却想探讨“不同的声音”，尽管这种声音来自历史上一直被忽视的女性体验，但它却可以是两性的声音，女性主义的声音。意大利版本的译法显然混淆了“女性”与“女性主义”的不同，以及“不同声音”与“妇女声音”之间的差异。联想到自己的中译本，我也在思考如果我当时再加一个“以”字，变成“以不同的声音”是否更符合吉利根的本意呢？

如果说“不同的声音”主要是讨论女性的道德发展问题，并由此提出“关怀伦理学”理论的话，那么吉利根等人1988年编辑出版的《描绘道德的版图：女性思考对于心理学理论和教育的贡献》一书则更多地分析青少年的道德发展问题，吉利根想通过对于女孩和女性的研究，又一次让人们听到关于青少年道德发展的“不同的声音”。该书反映了吉利根在《不同的声音》之后对相关研究的深化和细化，也可以看到她对于人们的评论和批评作出的一些回应。在她的理论发展中，该书同样是一部扛鼎之作。

《描绘道德的版图》一书涉及许多重要问题，但吉利根最为关注的问题是如何重新思考青少年的道德发展。她强调了四个理由：

其一是我们对童年的认识已经发生变化。

青春期是道德教育的关键时期，也是从童年到成年的过渡时期，所以研究个体青春期发展的关键是考察童年和青春期后的成年。吉利根提到一个有趣的研究新发现，即幼儿期和童年早期的孩子比人们想象的更善于“社交”。一些儿童心理学家，如丹尼尔·斯坦和杰罗姆·卡根等人观察到，先前人们认为这个年龄段的婴儿只会自己玩耍，或者由大人逗他们玩，但新的研究却发现，即便9个月大的孩子也喜欢大人对他们的行为作出反应而不是模仿他们，婴儿也可以主动与他人保持关系和进行社交活动。吉利根认为这一发现实际上拓展了我们对于人类感知能力的理解，心理学家习惯于用语言解释自我与他人、人与环境的关系，这种心理学语言始终被分离所主宰。然而，如果在自然状态下重新观察儿童的行为，抛去已有理论的羁绊，便会发现儿童有强烈的与他人交往的意识和道德的天性，能够感受到他人的需求并试图作出回应，对于分离也会很伤心，很痛苦，多年后依旧能记住自己的朋友。这些都表明，人在童年早期便已经具有社会性回应和道德关切的行为，但到了青春期这些品质的缺失却实在是件诡异的事情。

我想吉利根所暗示的是：我们应当检讨青少年心理发展的理论和道德教育的过程，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而她找到的一条进路是研究青春期女孩对于分离的抵制，在这里，吉利根似乎为在《不同的声音》中所论述的，来自女性体验的关怀伦理找寻更早的起源，儿童期与他人交往的能力和道德天性或许就是个体和人类“关怀”的最初来源，而以男性思维构建的西方文化和青少年道德发展理论却把“分离”和“自主”作为发展的标识，使青少年渐渐地失去人性中原初的、最温柔的部分，好在女孩身上还有抵制这种分离的力量，因此关注女孩的道德发展或许是人性回归的希望。

其二是在相关青少年发展文献中对女孩研究的缺失。

吉利根由此提出一个问题：这种研究缺失业已带来什么样的疏漏？答案显然是忽略了“关系”。这一结论也被一些研究女性和女孩的学者所证实，例如研究女性青少年犯罪的人们发现，在这些少年犯所讲述的体验故事中充满了“绝望”和“孤独”。这就表明每个青春期的女孩都对依赖具有强烈的需要，失去交往能力和关系便意味着自我的迷失。吉利根敏感地意识到，如果要研究青少年的道德发展，就必须重新思考“发展”“自我”和“关系”“认同”等心理学概念，尤其是重新思考关于“性别差异”的研究，试想，如果对于女孩和女性都不能有一种切合实际的认知，那么所谓的“性别差异”研究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其三是认知的发展和对于认知的界定，包括对于什么是认识和思考的解释。

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起，美国便十分关注数学和科学教育，把其看成赶超前苏联“人造卫星”成就的一种努力。到了20世纪60年代早期，皮亚杰理论的复苏又为这一理论提供了心理学基础，因为在皮亚杰看来，认知发展等同于数学和科学思维的发展。这种认知发展观表达一种看法，即人生活在永恒的抽象准则世界里。没有必要学习历史、语言或写作知识，关注艺术和音乐。在吉利根看来，皮亚杰心理学理论的盛行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之间人文学科在美国中学不被关注不无关联，这导致在一个永恒的“批判性思考”世界里，人们无法用语言准确地阐释事物，因为语言被认为与知识没有必然的联系。为了摆脱这种人文学科的可悲境地，一些学者也在努力证明人文学科在分析数学和科学推理结构中的教育价值。因而，吉利根指出，为了塑造有人文和道德情怀的合格公民，必须重新思考青少年的道德发展问题。

其四是对于人类事物的非历史性关注是重新思考青少年道德发展的另一个理由。

以往的心理学家过于关注个体性、自主性和分离，把自足作为成年和成熟的标志，而在吉利根看来，这种观点与人类的条件并不相符，也无法满足为养育子女和培养公民所必需的承诺和人际关系。那种把发展等同于分离，把成熟等同于独立的假设预示着代际关系的断裂，带来一种把人类体验与历史时空割离的风险，所以我们要重新思考青少年的道德发展问题。

吉利根也看到，只有通过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女性，才有可能改变对于男女两性道德发展的描述，而且必须重视对于青少年的人文教育，唤回由于西方文化过分地强调分离、独立、自主和个体性而渐行渐远的，来自童年期的与他人交往的愿望和能力，以及对他人需要作出社会性回应的道德天性。因为，人世不仅需要冷静的理性，更需要相互关怀的温情。

（作者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